2014-10-10 09:28　来源：中国科学报　 我有话说  

　　研究康熙大帝的人不少，然而若要论在“科学的显微镜”之下追索其历史细节者，恐怕并不多见。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正是在科学与历史的交会处追根溯源，为世人呈现出更加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和时代图景。 

　　8月中旬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27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韩琦应邀在数学史分会上作了题为《知识与权力：康熙时代中国与欧洲数学传播的社会史》的45分钟特邀报告。他以丰富的史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讲述了康熙帝以传教士向他私自传授的西方科学知识“控制”中国官员，从而证明其“天子”地位、巩固其政治权力的故事，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 

　　“新的突破” 

　　在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韩琦所作45分钟特邀报告是中国科学史家首次在境外受邀。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曾作特邀报告。 

　　韩琦的此次受邀可谓“新的突破”。然而与12年前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备受瞩目不同，有四千余人参加的本届数学家大会似乎并未在国内引起太多关注。参会归来，韩琦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推开韩琦的办公室房门，迎面扑来便是四处弥漫的书香，高至天花板的书柜如屏风一般遮挡了记者的视线。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韩琦从书柜后走出，忙不迭向记者道歉：“实在不好意思，书太多了。” 

　　坐拥书海，是置身其间者最为直接的感受，略显局促的空间里每一处都被书籍所占领。记者眼前的韩琦，平头，戴着眼镜，笑容灿烂，一点也不像已过“知天命”的年纪。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是数学大国，但给我感觉，这次参会的中国人少得有些可怜。”谈起在韩国的参会感受，性格直率的韩琦直言不讳。不难听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的他有着改不掉的江浙口音。 

　　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没有中国大陆学者作60分钟特邀主题报告。除了韩琦，另外也只有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亚湘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方复全两位，分别在数值分析和科学计算分会、几何分会上受邀作45分钟报告。 

　　受邀作报告者由大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投票选出，报告题目由受邀学者自行确定。韩琦之所以选择康熙时代的中西数学交流作为报告主题，缘于他在该领域长期的积累和沉淀。他对康熙时期数学史、中西关系史和天主教史的研究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章被广为征引。 

　　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是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这个时代遗留下来丰富的中外文材料，然而任何单方面记载所讲述的故事，都可能与事实有着不小的出入。 

　　“我在试图重构康熙这个人物以及整个康熙时代科学发展的背景。”弹指一挥间，韩琦在这项研究使命中已走过了近三十载。 

　　研究康熙时代，是韩琦读研究生期间给自己选择的题目。1991年，他以论文《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介绍对数、代数学、无穷级数展开式等数学内容的传入，研究方式以分析具体的数学文本为主。 

　　“但是紧接着就会问，这些内容为什么会传进来？背后的因素是什么？”从内史走向外史，韩琦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有待深入开拓的“历史矿藏”。他将知识传播的历史过程，放在更为弘大的文化脉络中深入考究，在各种人物的交往中洞察政治、宗教、社会和科学的关系。 

　　见微知著 

　　从事历史研究，史据是王道。通过发现、收集点滴线索，韩琦力图见微知著，还原出真实的历史故事。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中西史料互证，通过比对，能够揭示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为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韩琦的足迹遍及欧洲各大档案馆。在浩瀚的文本中，他常常为一些有趣而重大的发现感到兴奋。 

　　历史并不轻易向世人展现它真实的面貌，不经意间，研究者也常常与之失之交臂。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一本名为《算法纂要总纲》的书籍很长时间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并未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对于这本没有标明作者的书，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在欧洲查阅历史档案期间，韩琦发现一个名为安多（Antoine Thomas）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曾在康熙宫廷担任数学老师。这位耶稣会士将自己撰写的一本名为《数学纲要》的拉丁文著作翻译为中文给康熙当教材。韩琦通过对比证明，那本被长年忽视的《算法纂要总纲》正是在《数学纲要》的基础上编译的，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康熙御制《数理精蕴》。 

　　对于中西科学交流史而言，韩琦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 

　　“在此之前，我们搞数学史的人完全不知道。”韩琦擅长将看似无关的东西方史料结合起来，从中敏锐捕捉到真实的历史细节。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大量西方历史资料的支撑，自己不可能从事这项研究。 

　　韩琦对17、18世纪中西科学交流的兴趣，缘于一些法国耶稣会士的著述。他也由此很早就意识到，若想真正弄清那段历史，必须懂得法文、拉丁文、葡萄牙文等当时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 

　　“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如不懂法文、拉丁文等其他欧洲文字，肯定不能达到一流的水平。”如今，韩琦的外语能力已颇为让人羡慕——精通英语，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最近，他又自学起了意大利语。 

　　对于韩琦来说，语言是通往真实历史的窗口。“历史一定要真实，但正史的材料都是被修饰和改编过的，很多话的真实性都需要检验，所以一定要通过各种史料的对比，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种缘分 

　　泛舟科学史界近三十载，韩琦说这是一种缘分，虽然有点偶然，但似乎又是命中注定的。 

　　韩琦196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出生后不久，父母将他送到老家浙江嵊县的外婆家里，自幼跟随舅父张秀民长大。193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的张秀民国学系出身，他撰写的《中国印刷史》成为我国印刷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文革”期间，张秀民从“五七干校”退休返乡，韩琦在其身边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岁月。乡间的藏书中很少有儿童读物，《中国古代科学家》算是其中最为通俗的一本，正是这本不太厚的红皮精装书，成了韩琦一生中最早的科学史启蒙读物。 

　　韩琦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机械，跟舅父一样，他们对韩琦的期许是从事科学研究，从未说过要他研究历史。1985年，韩琦毕业于浙江丝绸工学院机电系。 

　　“从事科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完全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韩琦回忆，大学毕业前，他原本最想报考的是液压传动这个热门专业的研究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简章上，看到了他所熟悉的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的名字，于是便决定报考该校科学史专业，此时距离考试只剩下三个月时间。 

　　1985年，韩琦如愿进入中科大科学史研究室，随杜石然攻读明清科学史，从此结缘科学史。 

　　“做学问，要有从宏观的角度驾驭史料的能力。”韩琦说，初入科学史领域的他，当时尚不能理解恩师这句话的深意。“殊不知，这种视野背后要付出多少辛苦和汗水。”30载辛勤耕耘，韩琦对这番话有了更深地感悟。 

　　不久之后，韩琦关于康熙时代中外科学交流的一部专著即将问世，他很高兴当初为自己选择了最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17、18世纪的中西科学交流还会接着做，我觉得那些材料，可能几辈子都做不完。” 

　　《中国科学报》记者：郝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