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中德科学中心的资助下，德国图宾根大学（Eberhard Karls Universit？t Tübingen）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之间科学技术知识的转移”（Transf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5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24位报告人作学术报告。

　　2018年，图宾根大学的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教授及其团队启动了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资助的研究项目“晚明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与医学：由《坤舆格致》和《泰西水法》看知识的汇合和分歧”。正是在这个项目的促进下，傅汉思和张柏春等学者组织了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享西学东渐研究的成果。

　　会议以两个宏观题目的报告为开端。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ttingen）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以《泰西人身说概》为例，阐释近代早期中西方的科学与文明，将知识传播中的变化归因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政治和机构上的差别。他认为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撰写《泰西人身说概》时，采用了《人身图说》中的插图，而《人身图说》的底本是安布鲁瓦兹·巴累（Ambroise Paré）的《人体之一般解剖学》（Anatomie universelle du corps humain）。同济大学的司马涛（Thomas Zimmer）教授探讨了明末清初欧洲与中国科学转移的挑战与机制，分析了知识传播的发生和特征。

　　水力学是明末中国学者关注的实用知识。图宾根大学的金霞笔（Sabine Kink）博士以《泰西水法》中的潮汐现象为例，讨论“什么使水上升？”她认为，耶稣会士采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科学的”术语来回答如何将水升到高处的问题，很难被拥有传统宇宙观的中国社会所接纳。金霞笔博士通过对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泰西水法》中的论述以及修辞方法进行分析，强调了熊三拔在这一沟通过程中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承晟研究员关注明末清初西方精油知识与蒸馏技术的传播，认为熊三拔是将精油知识和蒸馏技术引入中国的第一位西方人。香港大学的黄立人（Albert Koenig）教授探讨了耶稣会士在修建圆明园水利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考察了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设计圆明园水法时所面临的挑战，还讨论了蒋友仁如何设计提水装置等问题。法兰克福大学（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的阿梅龙（Iwo Amelung）教授探讨了中华帝国晚期的西方知识与河流工程，考察西方人如何向中国传播水利学和相关技术。

　　矿物学知识传播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开姆尼茨工业大学（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诺曼（Friedrich Naumann）教授综述了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对矿物学建立的贡献，讨论了《论矿冶》（De re metallica）的内容和流传情况。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教授以1639年《论矿冶》的中文译本为中心，分析晚明翻译文艺复兴的有用之学，讨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的《坤舆格致》的句法和语义特点，探讨耶稣会士是否将有关勘探、采矿、冶炼等重要书籍介绍到中国，《坤舆格致》是否在中国制造相关装置时起过作用等问题。北京大学中欧合作研究中心的曹大龙（Alexander Jost）博士分析了《坤舆格致》的底本，认为除了《论矿冶》之外，《坤舆格致》的知识来源至少还包括Vannoccio Biringuccio的De la Pirotechnia（1540）、Lazarus Ercker的Beschreibung der Allerfurnemsten Mineralischen Ertzt unnd Bergwerks arten（1574），以及Jose de Acosta的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1590）。曹晋博士认为，《坤舆格致》虽然出版不久即“丢失”，但欧洲矿学知识仍在明清时期得到传播与应用。

　　汤若望还帮助中国官方主持修订历法和火炮制造。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诚副研究员认为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火攻挈要》清初期手稿是现存最接近汤若望原来翻译内容的版本，对这个版本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17世纪中期欧洲军事技术向中国的传播。其实，欧洲火器技术早在16世纪就传到了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尹晓冬教授认为，何汝宾《兵録》中的火器知识来自Collado的Pratica manual di arteglieria和La obra manual y platica de la artilleria。

　　在汤若望之前帮助徐光启改革历法的是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乌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Wurzburg）的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教授说，邓玉函曾经为了修崇祯历法而写信给伽利略，询问如何计算日食。她分析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答复邓玉函并向在华传教士提供《鲁道夫星表》的情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李亮副研究员介绍了菲利普·德·拉·希尔（Philippe de La Hire）的天文成就在近代早期中国的应用，分析了运用希尔算表计算行星运动和日月食对中国天文学产生的影响。新竹清华大学的徐光台教授阐释了明末基督教义化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与中国天圆地方观念的相遇，认为利玛窦（Matteo Ricci）将中国的“地方”解释为地球是固定不动的意思，而不表示地球的形状。宁波大学龚缨晏教授就《坤舆万国全图》做了专门的分析。

　　邓玉函还与中国学者王徵合作，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洲的力学和机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田淼研究员认为，王徵和邓玉函在《奇器图说》中重构了欧洲机械著作中的解说。她将《奇器图说》与其西文底本及中国经典技术书籍做比较，发现中国传统的技术知识表达方式和本土需求影响了《奇器图说》卷三的解说结构。赣南师范大学的肖运鸿教授强调何梦瑶的《算迪》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杆秤算题，又吸收了欧洲的杠杆力学知识。田、肖二位教授的报告均属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的合作研究项目。

　　中山大学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讨论了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性学觕述》及其西方来源，列举了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灵魂”的翻译。他强调《性学觕术》的西文底本除了前人提到的Coimbra commentaries，还有另一部著作。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陈志辉副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在清代的传播及接受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四元素说”的“实理”与明末实证考据思潮一致。山东大学的杨爱东博士试图探讨为什么《穷理学》未被中国官方接纳的问题。

　　会议组织者将三个报告安排为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即面向公众的演讲。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以火器、钟表、仪器和水车为例，分析16-18世纪欧洲与中国技术的传播、互补与竞争，认为当时中国与欧洲在技术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长处，具有互补性和竞争性，容易吸收对方的优势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石云里教授梳理了明末至清中期耶稣会士翻译的多种科学技术著作，认为中国士大夫吸收了西方的“有用知识”，而忽略了这类知识背后的自然哲学。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Karel Davids 教授讨论了1500-1800年知识长距离流通（circulation）中的连续与断裂，认为破坏性事件、有缺陷的媒介和陷入混乱的机构是阻碍知识流通的因素，但通过个人之间的网络和替代机构，可以恢复知识的流通。

　　在赵大莹、陈欣雨、王玉民等学者的帮助下，与会者还参观了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传教士墓地和北京古观象台，丰富了对学术研讨内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