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6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昨天·今天·明天”的工作坊。会议邀请了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做了题为“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thics, Engineering and Science”的主旨报告。此外，大连理工大学的张卫教授做了题为“科技伦理治理的文理协同共治机制”的报告，大连理工大学晏萍副教授报告题目为“第三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声明：一个伦理学视角的初步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王小伟副教授做了题为“人化RRI初探”的报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高璐副研究员报告题目为“从激进科学运动到RRI：科技伦理共治何以达成”。工作坊从14:30持续到近19:30，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以及科学史所的20余位老师与同学参加了研讨。

　　在第一阶段中，作为主持人，高璐首先欢迎米切姆再一次来到研究所与STS中心，介绍了米切姆在国际技术哲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感谢他多年来对于中国科技哲学研究者与学生的帮助。米切姆教授的报告从历史演化的角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勾勒了伦理与科技的互构关系。首先，从历史上看，西方世界如何从对技术的乐观主义情绪，走向对技术带来的巨大的痛苦（great distress）的担忧的。米切姆认为，在工业革命时期，与科技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的是生产（production）带来的问题，而1945年后人们真正担忧的是科学技术会将人类带向何处。在中层理论上，米切姆选择了核武器的产生、计算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义务论的产生与工程伦理学作为重要节点，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层面上的伦理学问题。最后，米切姆总结了科技伦理学的若干分析框架，并归纳了科技伦理学在研究与教学的两大挑战。最后，米切姆提出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两个危机，它们是：伦理学高维度的思考与经验无关；科技伦理思维框架落伍，与历史及趋势缺乏联系。

　　第二阶段的报告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王彦雨副研究员主持。

　　张卫教授从科技伦理的时代召唤讲起，谈到了科技伦理实践中的两种文化的脱节现象，他认为片面的科学观与狭隘的人文观造成了科技与伦理的人为对立，“学科”模式使得学术蜕变为“内部性”活动，同时，科技伦理的外在主义进路造成了人文与科技人员关系的紧张。为了应对，我们应该打破文化隔阂，以内在主义伦理学作为重要补充，以构成科技伦理治理的“文理协同共治”。

　　晏萍副教授以三次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沿革作为讨论的基础，探讨了传统的以科学家自治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在当代新兴生物技术的全球治理中日渐乏力，如峰会的关键词从第一次的寻求“广泛的社会共识”，到第二届的发展“转译路径”，再到第三次峰会的“公平发展与准入机制”，体现出我们对人类基因组编辑态度从“暂停”，到“取消暂停”再到“允许发展”的微妙变化。同时，她建议我们关注峰会声明产生过程中的伦理学问题，比如病患代表选择、声明起草的委员会组成等角度。

　　王小伟副教授报告分析了“Humanizing RRI”的概念内涵与外延。Humannizing RRI是2023年6月，高璐、晏萍与王小伟在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的专栏的组稿文章“Humanizing RRI in a Cosmopolitan World: A China's perspective”中提出的一个概念，链接如下。其核心观点是将RRI的视野从自上而下的政府视角，吸引到对个体、创新者以及多元行动者在创新过程中遭遇问题的理解上，通过对人与个体的关注，构建一个全球主义的创新纲领。王小伟在报告中阐释了这一理念，并在技术哲学角度找到了三条可能的研究进路。

　　最后，高璐副研究员的报告讨论了从激进科学运动到RRI的发展脉络，以及这背后隐藏的中国发展Humanizing RRI的空间。欧美各国自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激进科学运动，极大地撼动了传统的科学价值观，一部分科学家开始反思科学的社会价值、通过社会活动参与科学的社会服务。尽管这一股文化热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快速降温，却由一些从科学家转型的科学社会学家，STS研究者，科学政策学者通过其研究继续“接力”，逐渐发展为此后的ELSI研究、STS研究，甚至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这一影响广泛的研究纲领。这一历史脉络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与制度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型需要其背后的“人”在理念与研究范式上的不断更迭与接力。

　　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入探讨了共治的机制、Hunmanizing RRI的理论内核与实现进路、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的相互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