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1日上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教授在研究所209会议室做了题为“简帛时代的书籍”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是“科技典籍整理与研究”项目组与“青年学术沙龙”联合举办的“文献技术史系列”的第一讲。

　　郭永秉教授首先探讨对书籍概念的理解，他指出，刻有文字的甲骨和青铜器不是书，而更类似于档案。最早的书籍出现于简帛时代，即所谓“书于竹帛”的时代。当然档案或者题铭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书籍。报告分别从简册和帛书的外在形式和内容书写两个方面，从技术角度探讨了简帛时代书籍制度的演进。他首先界定了简帛时代的上下限，虽然最早的简册实物出自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但文字学和文献证据显示简册在商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流行，而大致在东晋时期书籍进入到写卷时代。

　　简册书籍的制作流程，一般包括截筒破牒、削刮打磨与杀青、修治、成册、编连、书写等环节。对于编连和书写的先后次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从出土实物来看，一部分简册是先书写再编连的，但应该也存在先编连再书写的情况。简册文字基本为毛笔书写，至于书写的姿势，既有手持简册，立坐书写的情况，也应该有伏案书写的情况。在书写过程中，若出现文字错误，则用刀将错字刮掉，重新书写。简册的长短，没有一定规制，不过从战国至汉晋，有逐渐缩短的趋势。一些常用书籍，比如《语丛》《论语》，一般用较短的简册书写，便于携带和阅读。简册的收藏，多采取收卷方式，也有一些简册以中轴线对折贮藏。贮存简册的工具，根据文献与画像记载，有书囊、箧、笥、书槴等物。在内容书写方面，简册书籍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旁行”和“倒书”。“旁行”即“录为两截，旁读成文也”。简册书籍中，一些有格式要求的文字，比如目录、日书，往往将一列分作上下两栏书写，读完上栏再读下栏，而不是整列自右而左书写。倒书指简册中表达特定意义的文字，比如《史记？百官公卿表》中官员的死亡、免职等信息，通过倒写的方式，以达到区分的目的，提供阅读和检索的便利。这两点都为后世纸本书籍所继承，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书籍在形制上的继承性。

　　帛书的出土只有两例，恰巧还都在长沙，即长沙子弹库帛书和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相较于简册，帛书更不易保存。从出土实物来看，帛书以折叠方式收藏，或者卷在木片上。帛书的书写姿势与简册类似，但伏案书写可能更普遍。出现错字时，一般用红色朱砂将错字涂抹掉，再用墨笔重新书写。

　　郭永秉教授引用大量图像和出土实例，全面介绍了简帛时代书籍制度的方方面面，提示我们对于书籍的物质文化史，从技术角度的研究还有广阔空间。最后的互动环节，听众与郭永秉教授讨论了简册背部划痕、旁行等技术问题。来自科学史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单位的师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