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关权教授应邀，带着他的新著《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与日本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刘益东研究员主持。来自所内外3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关教授报告非常精彩，令人耳目一新，在与会者的要求下，报告持续了近4个小时，这种跨学科交流，信息量知识量很大，气氛活跃，报告者言犹未尽，参加者兴致盎然。

　　关权教授是1988年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13年，师从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南亮进，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99年获得日本经济学专业顶尖大学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日期间，曾任一桥大学商学部副教授。他主要学习和研究日本经济，2002年回国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他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主要做实证分析，偏重于挖掘史料（特别是统计数据），加工处理，然后做统计分析和经济学分析。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研究的是日本二战以前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挖掘和整理专利统计资料，并与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日本的专利制度建立于1885年，从那时起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共批准了16万件发明专利。此外，日本还从德国引进了实用新型法，于1905年颁布了这个法律，并对德国的法律做了全面的扩展。这有利于小发明的保护，促进了传统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1905年至1945年期间共有34万件实用新型专利登记注册。

　　由于日本的经济起飞早于中国，积累了很多统计资料，可以进行较好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分析。通过对大量的专利数据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和经济学研究，关教授得出如下结论：在近代日本的工业发展中，近代产业与传统产业实现了同步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同步发展的教育。如果用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解释，日本的经济发展符合“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的观点。

　　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部分，由于我国的政治变革晚于日本（辛亥革命晚于明治维新40多年），以及政治变革之后社会的稳定性也不如当时的日本，导致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都相对滞后。也正因此，关于各行各业的统计资料都比较缺乏，不能像日本那样进行详细的分析。即便如此，作者从中国和日本多个研究机构收集到了民国时期关于工业的重要统计资料，并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应的分析。这些统计资料大多是第一次被全面使用。

　　作者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本土、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与日本本土进行比较，做出重要发现：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综合水平超过了日本本土企业，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通常，对外投资都是将二流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率先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法律法规、工业基础都比较弱。这种现象可以做如下解释：第一，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华北是有长期打算的，因此直接进行高水平的投资；第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条件超越日本本土而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活动；第三，根据当时的情况，相比日本本土的企业，能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大多实力较强。

　　进而，关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与日本的差异。由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滞后和社会稳定程度的不同，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本来从民国开始出现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被打乱，经济起飞被中断，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一次失败的起飞”。

　　关教授最后还介绍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多种理论工具。关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他的专著《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与日本比较》是二十多年的研究结晶，是国内外这一主题下的开拓性的扛鼎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结束，报告人和与会者热烈讨论、深入交流。关教授严谨钻研的治学精神，丰厚的研究积累，对多种理论方法运用自如的研究功底和驾驭浩繁史料所体现出的超凡能力，给与会者深刻印象，得到研究近现代科技史同行的赞誉。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多举办这种跨学科学术交流，不仅受益良多，而且多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才能更有效地理解和研究科技史。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供稿

　　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