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6日下午，著名的科技政策与创新理论专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顾淑林研究员应邀来到“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做题为“回望和反思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报告，这是自201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史大讲堂开讲以来的第四十七讲。刘益东研究员主持报告会，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中科院机关、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人民大学等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报告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顾淑林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经历。1965至1972年，她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工作，其中前三年担任力学所郭永怀常务副所长的助手。1972至1982年在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研究院任石油化学工程师。自1982年起，顾老师开始从事科技政策研究，1992年至2000年出任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联合国大学系统中首位中国籍高级研究员。回国后推动了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些政策改革。正是这些经历，使她拥有合适的解读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演变的多元视角。

　　顾淑林的报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第二，改革前后研究所学术生活的变化；第三，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反思。

　　首先，顾老师谈到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她认为所有苏东计划经济背景的创新体制，其改革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创新研究的根本理念是承认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而只有市场经济能够不断地把不确定的创新活动内化于企业之中。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其特性，即被认为是钱德勒所说的M型体制——保留着地方的自主权。这对于中国后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契机。顾老师认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是与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联系在一起的，而1978年以来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并未对科技体制的变化做出要求。1985年后，中国开始摒弃苏联的科技指标体系，引进Franscati指标，引入新的科技政策模式，科研机构与企业分立，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科院分离。此后，1995年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则推动了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者与企业建立紧密的技术合作，其核心是将中央部委的研究院所进行企业化改制。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使得中央高层进一步加强了科技改革的决心，进一步部署科技体制改革，直到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进入高潮。

　　在第二部分中，顾老师从自身经历出发，回顾了研究人员价值取向的变化。1960-70年代，研究人员为国家强盛做贡献，尽管有“钱杨之争”存在，但政治斗争是主要取向。1980年代，市场激励成为科技工作中的主导激励因素，这也造成了科技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如以邻为壑？？，依赖出版指标评价等等。

　　在第三部分，顾淑林指出，科技体制是一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甚至与国际局势紧密相关。因此，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分期，一定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1985-1999年，科技政策以引进为主，模仿跟进态势是主要特征。1999年—至今，科索沃战争使人警醒，中国开始有基础也有能力布局高科技，直到强调发展自主创新战略。政策过程是试错过程，因此，承认错误成为后续改革的前提，这也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基础。我们的长处是战略眼光长远，短处是没有牢固的将宏观问题进行微观管理的能力，管理经验有限。我们应该一方面发展工程科学，另一方面加强科学政策能力，才能在未来完成复兴。

　　刘益东应邀点评，指出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很多，顾老师的研究强调改革的历史与政治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并把个人经历融入其中，视角独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价科技体制改革。他还对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难题，例如造成理论附庸和汪品先院士批评的“外包工”等坏国际化问题，进行了分析。顾老师对坏国际化问题也痛心疾首，并进一步补充了事例加以说明。

　　在讨论环节，清华大学的王程韡副教授，中科院战略咨询院的樊春良研究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张志会副研究员等与顾老师就文化传统、国家创新系统、科研机构的协调与碎片化、科研人员的逆向选择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报告会现场

顾淑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