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4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功举办了“负责任创新与可持续创新：永续发展的新思考”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Perm National Polytechnic University，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科院植物所，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科技部战略发展研究院，中央党校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等14位国内外学者畅谈负责任创新与可持续创新。会议持续了一天，有近五十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部分主题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对话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主持，共四位学者带来了精彩报告，Elena Seredkina是俄罗斯Perm National Polytechnic University的教授，RRI研究实验室主任，研究领域为RRI、机器人伦理等，她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交流，正在学习中文。她的报告题目为《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她以人工智能为例，讨论了以人为中心的机器人如何成为我们负责任创新的基础，而非以其为中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梅亮博士是国内责任式创新研究的专家，近期刚出版了专著《责任式创新：科技进步与发展永续的选择》。他的报告以《责任式创新理论框架》为题，讨论了不同的责任式创新的模型，提出了中正创新模型。大连理工大学的晏萍博士是国内较早使用RRI框架研究创新实践的学者，她带来的报告《Taking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o China: The Dalian Port Development Case》讨论了如何将RRI框架应用到对大连港的实践中，讨论了绿色港口建设与RRI的关系，以及RRI在中国的适应性。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益东研究员做了题为《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理论探索与政策主张》报告，他在1999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并以其为研究对象开展科技巨风险的专门研究20年，提出和解决了“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能否有选择地生产知识？”这一新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世界主流发展模式高度依赖科技知识增长和科技创新，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不可能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因此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科技与经济一体化模式走到了尽头，需要大转型。他还将著名的“囚徒困境”与自己提出的“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合称“囚车剑魔”四大困境来进一步论证人类面临挑战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他提出科技的总体安全观作为创新政策的观念基础，强调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不取决于科技的正面效应而取决于其负面效应能否被有效化解和治理。刘益东原创性地提出了一套基于科技巨风险研究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独树一帜，他希望SID与RRI相互补充，共同解决永续发展问题。

　　第二场报告为圆桌讨论——当代生物技术与治理难题，高璐副研究员主持，来自中科院植物所的魏伟副研究员，首师大哲学系的谭笑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的江洋博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转基因技术及其相关问题。魏伟首先以《负责任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的传播》为题，讨论了杂交育种与转基因的关系以及转基因全球治理问题，指出国内关于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的摄入量的宣传大多不符合事实。他参与了联合国Cartagene Protocol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纪念活动，并参与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同时他还致力于推广负责任的转基因知识的传播。谭笑报告《转基因争论中专家歧见的选择》，她讨论了专家的意见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她认为选择的实质是选择专家背后的知识系统。她应用波兰尼默会知识的概念分析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默会知识的丢失，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公众参与认知与决策的合法性问题。江洋的报告《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的微观政治分析——以“知乎”社区对转基因议题的讨论为例》围绕着从2011年到2017年知乎上383个与转基因有关讨论帖展开，从微观角度解读了公众的不同利益诉求与不同动机。通过研究她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转基因的态度都属于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们从科学维度、社会维度、与转基因的传播者等有关的角度作为判据，来确定自己的态度。此外，江洋还讨论了专家们如何将转基因讨论转化为智商之争与贴标签之争的现状。她认为转基因议题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就是因为专家与公众对转基因的复杂多变的态度，因此这一问题的STS研究非常重要。

　　第三场报告题目为政策语境中的RRI，由刘益东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建军教授首先报告《新兴技术风险、不确定性和负责任研究与创新》。他从为什么要讨论新兴科技风险和不确定性开始谈起，回顾了我们当代所处的高技术时代及其治理难题。同时，他强调了RRI的规范性意义，以及RRI如何成为技术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他认为社会治理过程中，重新定位、重构，为创新政策提供的观念模式是未来治理的任务。第二个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王小伟博士，他的报告题目为《A Kantian Critique on Moralizing Technology》。他首先陈述了技术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为了实现特定价值的产品，是价值负载的。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了道德物化的主张，而有学者则认为这一做法挤压了道德自制的空间，王小伟从康德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康德不会要求我们不断的做道德决策，因此辩护了荷兰学派的在人工物种嵌入价值的主张。来自科技部战略院的廖苗博士做了题为《作为政策理念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报告，她以哈贝马斯的《作为技术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为基础，讨论了我们为什么要治理科技，为什么要做RRI。哈贝马斯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理性，基于劳动的与基于相互作用的理性，围绕两种理性发展出来了两套社会系统，即技术生产与制度文化，如何将两种理性合理的连接起来，就需要我们在社会与制度理性的角度塑造技术价值。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分别讨论了RRI作为政策存在哪些问题，以及RRI在不同文化中的适应性等问题。

　　会议的第四节的主题为“新兴技术治理理念：价值与技术的双向互动”，由晏萍主持。来自中央党校的胡明艳副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略论新兴技术的伦理挑战与应对》。她从近年来的技术突破讲起，讨论了新兴技术发展向人类发展提出的难题，即：如何能够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困难，又不至于迷失在扮演上帝的迷惑与恐惧之中？通过对近年来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总结，胡明艳认为新兴技术带来了更大的滥用风险，更挑战了传统“好科学”标准和监管模式。我们应该在科学与社会间重建契约，在新的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更应该探讨如何才能让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并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王彦雨副研究员为大家带来了《强人工智能风险论争》，他梳理了AI在各个领域对人类能力的挑战，讨论了强人工智能风险的争论的历史，从1950年代中期到现代，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理解不断演化，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Arthur Samuel——Norbert Wiener之争，80-90年代的摩尔定律下的奇点观等。最后，他提出了关于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态度象限，将其分为霍金象限，克兹威尔象限，艾奇奥尼象限和X象限，并提出我们需要对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提出社会态3的社会，即技术形塑社会的强AI时代。最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做了题为《走向价值与技术的双向互动：以合成生物学的设计为例》的报告。她首先回顾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诸多关键词和理念，以及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诸多理念如何从西方的社会语境中生长并发展至今。她认为新的社会治理框架为不同理念、价值观、立场与利益参与知识生产提供了空间。STS研究近年来的进展也展示出不断走向交互式价值互建、参与式进路的特征，这有助于我们将价值物化于技术之中。合成生物学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技术领域，用工程与设计的角度做生物学实践，高璐介绍了西方资助机构、科研项目如何推动了生物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互动，以及如何通过艺术家与生物学家的共同设计来反思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与会学者就目前面临的科技巨风险的严峻性与紧迫性达成共识，认为要对科技风险、特别是对科技巨风险进行有效治理需要多学科、多种理论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合作才有望实现，负责任创新（RRI）和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十分必要。此外还对RRI的中国特殊性，国际科技治理与文化属性，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相约明年再聚，交换研究心得。

会议现场

　　自然科学史所STS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