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下午，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题为“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和欧洲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上古史”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韩琦研究员主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等单位近四十人参会。 

　　钟鸣旦教授首先回顾了十七、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柏应理、杜赫德、宋君荣及其他欧洲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著述，介绍他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上古纪年（三皇五帝）可能早于《圣经》记载之大洪水事件的问题。后来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认为中国历史著作记载比《圣经》编年更为可信，这是中国对欧洲世界观产生影响的经典范例。接着，钟鸣旦着重考证耶稣会士编译中国上古史所利用的文献。中国编年体史书谱系中，自朱熹编著《资治通鉴纲目》，后人多有续作，明代以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为代表的编年著作将时代上推至尧以前。在科举应试、商业出版的推动下，晚明时期编纂“纲鉴”类编年史蔚然成风。与耶稣会士存在互动的郭子章、冯琦、叶向高、何乔远等人都曾推出此类读本。清代第一部满文中国古代史则译自《纲鉴会纂》。考察耶稣会士的中国上古史叙述，可知其依据多为明清间的“纲鉴”书。在此基础上，钟鸣旦教授以帝喾诸子降生传说为例，进一步讨论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感应降生故事，将其分为索隐派和历史派两个主要群体：以傅圣泽为代表的索隐派否认从中国典籍获得上古真实历史的可能，将传说视为神学隐喻，以此证明天主教古代就已传入中国。巴多明、宋君荣等历史派则倾向接受中国传统古史，由此建立与欧洲平行的历史叙述。通过缜密解读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献，钟鸣旦生动的诠释了跨文化历史书写的意义与价值。 

　　报告结束后，现场听众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与钟鸣旦教授展开交流，如中国疑古学派与西方索隐派关于中国上古史认知的异同，西方索隐派与历史派传教士群体的划分，清代学者借助历算考证古史对传教士的影响，四库馆臣对“纲鉴”著作的态度，明清书籍市场的流通情况等等。钟鸣旦教授还介绍了鲁汶大学的明清之际中西交流史数据库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该库提供丰富的书目信息，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会后钟鸣旦教授参观了研究所图书馆。 

　　钟鸣旦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专家，2003年当选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此次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重大突破项目邀请来所顺访，其新著《历史文本的跨文化编织》（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2016）即致力于探讨本次报告的相关内容。 

图1 钟鸣旦教授作报告 

图2 报告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