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悦悦博士受邀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STS中心，做了题为“当‘现实’变得不再‘实际’？实用主义与中国科技的伦理治理”的报告，报告由高璐副研究员主持。 

　　张悦悦首先从贝克的风险社会与第二现代性讲起，个体化、风险社会与世界主义是贝克现代社会理论的三个基石，而张悦悦本人也被贝克称为是对其理论批判最多，也最令他受益的学者之一。张悦悦的报告整合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两本书《The Cosmopolitanization of Science》和《Green Politics of China》，讨论了中国的干细胞治理中的困境与中国的国际科学形象等问题，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她认为实用主义存在于中国的科技治理之中，并且造成了中国目前在科技治理上的后知后觉等许多问题。张悦悦以干细胞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例，分析了中国干细胞研究合法化过程的一波三折。与预警原则相比，实用主义价值观强调对政策现实的反馈，关注政策影响，因此如何定义“影响”，哪些影响需要被关注成为了这一政策模式的重点。张悦悦指出，除了应对科技发展的后果与国际影响，我们还应该建立更积极的交流模式，通过过程的共识去生产可靠的知识。她以Warnock Report为例，强调在科技伦理规范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与伦理学家的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中国在巨大的科研投入与产出的同时，应该重视建立科学与公众对话的合理机制，引导国际科技政策与舆论。张悦悦还谈到了自己在公众与科学沟通上做出的一些尝试，如武汉“科技风险与公众参与”培训讨论会等。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问答与讨论。自然科学史所STS中心主任刘益东研究员对张博士的精彩报告予以好评，指出她通过对中英两国在科技风险治理上的比较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而且说明不同视角的观察思考带来新的启发。此外，刘益东指出，目前探讨科技风险治理实际上有封闭与开放两种类型，封闭型是默认科技发展总体上是好的，是可持续的，科技风险研究的目的首先就是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目的是减少公众对科学的误解与担忧。至今为止的科技风险研究的主流几乎都是封闭型的或实质上是封闭型的；开放型的研究则不做封闭型预设，力主探究科技巨风险和科技深层危机，如果确认科技发展模式存在根本缺陷，则科技需要大转型以确保科技与社会的协调永续发展。基于开放型预设，刘益东从事科技巨风险研究近20年，特别强调注意两种类型的存在，以自觉避免科技风险研究陷入误区。高璐副研究员就科技发展与治理关系问题提出讨论，她认为如何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实施发展与治理并重，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社科学者如何融入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次报告吸引了二十余位所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大家就报告涉及的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与探讨。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STS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