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受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共同邀请,法国知名学者布鲁诺·拉图尔在自然科学史所报告厅做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多种形式”(On a few varieties of naturalism)的精彩演讲。此次讲座是中法“思想的肖像——中国与欧洲的理论生产”系列学术讲座第六讲,由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主持。
拉图尔是当今学界最重要的STS学者,人类学家,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哲学家,出版了《实验室生活》、《法国的巴斯的化》、《科学在行动》、《我们从未现代过》、《自然的政治》、《面对盖亚》等十六本著作,提出了行动者网络、重置现代性等诸多重要的理论,曾获得贝尔纳奖(1992)、霍尔贝格奖(Holberg Prize, 2013)等。此次拉图尔的中国之行包括了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进行的“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工作坊,以及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学术活动。自然科学史所是拉图尔在北京学术之旅的第一站。
5月9日下午,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杜杰庸首先对拉图尔的学术背景做了简要介绍。张柏春所长代表自然科学史所致辞,热烈欢迎拉图尔教授,感谢欧美与国内学者们对这一国际化系列讲座的支持。他说,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现代化”“是否存在有共识的现代化”“是否真有科学革命”等问题开展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交锋,希望这一中法讲座能成为多元化、跨文化的交流平台。
拉图尔的报告首先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莫斯肯漩涡沉浮记》谈起。在欧洲传统中,文化是一个编码的范畴(coded category),但“自然”不是。人们往往认为自然是一体的,文化却是多元的。然而,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在其新著《超越自然与文化》中,提出“泛灵论” (Animism)、“图腾主义”(Totemism)、“自然主义” (Naturalism)和“类比法” (Analogism),作为自然主义的四种形式,尝试解码自然本身。继而,拉图尔讨论了“西方主义视角下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这一经典的哲学问题。他认为,西方主义视角下自然被人类置于自身之外,人们需要一个画框来制造一个外在于自然的影像,从而完成对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建构。这种看待自然的方式被当作普世的,甚至被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准绳。他进而指出,自然秩序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规定性的。人们对世界本身的描述永远存在道德判断成分,“自然”天生在道德上是优秀的。但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变得不稳定,比如许多生态学家很难在事实陈述和预警间进行选择,经常招致猛烈抨击。
拉图尔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生态变异”(ecological mutation)一词,而非“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因为他认为危机是人们可以解除的,但生态变异却如莫斯可漩涡,我们永不可能阻止它的发生,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被卷入其中。生态变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在时间上、空间上和人类自身能动作用的迷失。拉图尔引用英国科普作家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在《重塑的星球》一书中的一句话来描述这种迷失:“人类变得如此强大,它们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力量,而根据定义,自然力量就是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力量。”为了克服上述三种迷失,许多科学家开始对人类生存和活动所集中的地球浅层表面的环境—“关键带”(critical zone)进行研究。尽管研究地球内部和外太空的科学家可以从完全工具化的角度去看待自然,不构成认识论冲突,但是,那些专门研究“关键带”的科学家却因为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都交叠在地球表面薄薄的一层之上,而不能逃避冲突。拉图尔认为,这三种迷失将颠覆欧洲政治哲学,那么这在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拉图尔的对策是进行一种宪法的重构,思考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探究如何处理好事实维度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价值维度的协商与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还有科学家、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的相互共融问题。最后,他回应开篇,启发人们思考,我们正在大漩涡中下降么?人们可通过构建一个观察网络,对关键带进行密切观察。他强调,面对一个如同漩涡般的“自然”,我们已不能通过技术掌控和扭转现状,但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做出抗争。与其惊慌和焦虑,甚至如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一样因焦虑而否认气候变化、拒绝采取行动,莫不如对关键带给予高度关注。说不定还能在旋转的激流中抓住一个木桶,使得整个人类存活下来。
在提问环节,与会者就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者,“人类世”概念,人类面临的危机与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来自法国的数学史家林力娜、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以及来自丹麦、德国、北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计70余人参加了讲座。
报告现场
拉图尔作报告
(张志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