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0日，法国著名学者拉图尔（Bruno Latour）在结束了他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报告《当今自然主义的多种形式》的第二天，再一次来到自然科学史所，与所内的研究人员，以及来自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法国波尔多大学的学者们就现代性、STS的历史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活动由高璐副研究员主持。 

　　韩琦副所长首先介绍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历史与发展，尤其是研究所的成立与建制化的过程、国际合作以及科研成果，并向拉图尔赠送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介绍》一书。韩琦研究员参与了拉图尔在上海举办的《重置现代性！》系列活动，并阐释了自己对于“现代”概念传入中国的理解，表达了对于气候变化与现代性关系的关注。 

　　来自清华大学的安文轩就中国特殊的STS实践与拉图尔进行交流。他认为STS边界并不清晰，因此我们在阅读《我们从未现代化》这本书的时候带有着强烈的语境色彩,希望拉图尔教授能够评价一下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拉图尔主要从现代性与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现代化的含义在于工业化的进程，而现代性则是一种社会思考形式。中国在现在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自然与文化的二分却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而STS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技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王彦雨副研究员紧接着提问到，如何看待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好的现代化与不好的现代化？拉图尔认为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生活标准的提高，这是与对现代性的反思不矛盾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现代化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如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便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高璐副研究员借此机会让拉图尔再次澄清现代性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同时希望了解其东亚之行是否是在寻找其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并存的类比模型（Analogism）？拉图尔澄清自己并不认为中国是德斯高拉（Descola）意义上的类比模型，但却存在着他感兴趣的现象，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得不同类型的现代性得以共存。拉图尔认为现代性是其讨论的核心议题，是现代人理想化的情形，而他想要做到的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这种简化从未真正成立，STS的目标与基础也在于此。 

　　清华大学的王程韡副教授的问题与STS如何完成其责任有关。他认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中希望建成一种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新宪政（constitution），但问题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STS的发展并不乐观，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仍然存在着巨大隔膜。STS究竟能走多远？拉图尔笑着回答：他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但STS仍处于起步阶段。比如美国科学家当遭受政治质疑的时候会主动向STS学者求助，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STS和科学家真正地走到了一起，而在欧洲STS学者与科学政策携手并进。另外，以中国为代表的现代化高速发展阶段的国家，科学史的学科建设具有合法性。 

　　方在庆研究员和大家谈起了他20世纪90年代就曾与拉图尔之间通过书信联系的往事。谈到《法国的巴斯德化》这本书，他想了解拉图尔对于巴斯德与德国医学家科赫（Robert Koch）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法德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否促进了他们各自学术的发展？拉图尔说很多科学史家对19世纪的科学史做了细致的研究，19世纪是科学建制化的时代，他会更倾向从欧洲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 

　　孙承晟副研究员提问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的中文版序言中谈到科学（science）与研究（research）的区别，是否我们现在只有研究而没有科学？抑或是在提倡一种新的哲学视角？拉图尔认为假若自己曾经强调这两者的区别，那么是因为科学是固化的知识，而研究则与风险、创新联系得更紧。他并非想对此进行严格的划分，只是期望人们更加关注研究的哲学（philosophy of research）。 

　　任丛丛副研究员讨论了中国传统建筑技艺、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在中国的历史上，建筑就像是我们的衣服，他并非是完全外化于人的。建筑史家对于过去的描述总是从技艺、样式与材料这些角度进行，而一些重要的仪式与文化都是建筑的一部分。她想知道如何能够更好的将传统建筑研究做好。拉图尔教授建议要对称（symmetrical）地展开问题，将与此有关的仪式看得与物化的房子一样重要。 

　　陈蜜用流利的法语向拉图尔提问：德日进提出的“智慧圈”与“人类世”是否有关联？中国学者将如何参与到对现代性的重置中？拉图尔认为德日进的“智慧圈”概念仍然是进化论视角，他对此持批评态度，“人类世”是从人类对地球影响角度提出的地质概念，二者本质不同。欧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中国能够更多地承担起相应责任，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在当代世界格局中尤为关键。 

　　人民大学李瞳问拉图尔为何关注盖娅假说，对盖娅的理解与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有何不同？拉图尔笑着说，“我写了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盖娅理论最早是洛夫洛克在地质学方面的假说，而后来在他遇到马古利斯之后，盖娅假说又融入了生物学的部分，成为一个十足的杂合体（hybrid）。并且，围绕在盖娅假说周围的学者们来自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形成多学科的合作。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对我来说盖娅假说不是简单的、纯化的科学理论，而是非现代式研究的一个范例。 

　　姚大志副研究员谈到了自己在技术哲学与科技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平衡问题，比如2016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在新加坡SHOT年会组织活动讨论相关话题，他希望拉图尔可以分享一些经验。此外，在法国近代科技史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法国拥有高度集中化的科学体制，从某种角度看与中国具有相似性。拉图尔回答说，他对学科之间关系的理解很浅，法国哲学传统与其他国家不同，一般来说哲学并不做经验研究，但是他却是一个经验研究的拥护者。其次，拉图尔对于法国科学体系是高度集中化这一判断应该保持警惕，法国政府对科学的控制程度并不高。 

　　最后，高璐副研究员用拉图尔在《法国的巴斯德化》中的一段话，结束了整场讨论。“Nothing can be reduced to anything else, nothing can be reduced from anything else, everything may be allied to everything else”。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的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法国波尔多大学的丹尼尔·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与研究所内外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讨论，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 

　　（高璐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