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先生在自然史所做了题为《科学的诞生：伽利略与猞猁学社》的精彩报告，对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之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及其所参加的意大利“猞猁学社”（Accademia dei Lincei）的科学贡献和历史背景做出了精彩的分析与论述。讲座由刘益东研究员主持，来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等单位的近三十位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完成理科学业。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旁涉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曾任多个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Ching Studies IAICS）会长。出版有《世界物理学史》等数十部著作。发表有《马赫为什么拒绝相对论》等数百篇论文。主要学术贡献可以概括为，发现了当代科学中孕育了的生成论的新科学研究纲领，论证了当代科学中滋长着的新科学范式的特征，阐明了当代科学思想三大转向与中国科学传统的契合，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中轴转换原理。

　　董先生指出，科学的诞生是摆脱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权威的束缚，建立科学同共体的过程，猞猁学社便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猞猁学社的创始人弗德里克·切西便认为研究自然的任务艰巨而复杂，需要有共同体目标的集体努力，他将猞猁学社视为一个密友联盟，其目的便是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方法进行科学研究。董先生对猞猁学社的著名成员，包括博物学家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物理学家伽利略、数学家瓦勒里奥（Luca Valerio）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学术生涯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和介绍。另外，董先生还对猞猁学社的著名传教士，包括邓玉涵（Johann Schreck）、汤若望（John 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谷（Giacomo Rho）在中国进行科学知识传播、学术合作过程进行了论述，如邓玉涵在北京与王徵合作编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汤若望在中国出版《远镜说》（1626）、参编《崇祯历书》（1634），以及罗雅谷著《测量全义》10卷及其它天文学和数学著作等。董先生对猞猁学社成员的研究特征进行了概括，发现猞猁学社的研究多为各成员独立进行而偶有合作，学社为其成员提供研究条件，包括实验室、科学仪器、图书资料等。

　　虽然猞猁学社的历史较短（有组织的研究只有23年），但是，董先生指出，猞猁学社的组织模式和研究方式却成为此后许多科学组织的效仿对象，是近代科学组织模式的源头之一。如伽利略的学生在美第奇家族支持下所建立的“西芒托学院”（Academia dei Cimento）、英国所成立的“增进自然知识伦敦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法国的“皇家科学院”（Academie Royal des Sciences）等，而且梵蒂冈宗座科学院（The Pontifical Academ of Science）和意大利国家科学院（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都承认猞猁学社为其前身。

　　最后，董先生基于伽利略和猞猁学社这一案例，讨论了近代科学产生过程中的两个典型特征，即“科学与资本的结盟”及“科学与教会的冲突”。董先生认为，在近代科学的产生初期，科学与资本的结盟具有非利益性特征，完全基于共同的兴趣，这种结合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董先生认为宗教并不一般地反对科学，宗教所反对的是早期科学中的巫术成分和与教义相左的科学观。

    董先生的深刻见解和精彩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热烈反响，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就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近代科学组织体系与当代科学活动的差异性，以及如何推进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STS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