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3日上午10点，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朱佩仪博士在中科院自然史所209会议室做了题为《再建中医——药品、动物药对中医的影响》（Reformulations: How Pharmaceuticals and Animal-Based Drugs Changed Chinese Medicine, 1950-1990）的报告，并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外语系的陈明教授作为点评人。讲座由高璐副研究员主持，共二十余人参加。

　　朱佩仪师从白馥兰，于2016年获得国立新加坡大学与-爱丁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她的报告是围绕着其博士论文展开的。她认为对中医史的研究忽视动物药，而这其中蕴藏着非常有趣的历史问题。对动物药的记载在毛泽东时代大大超过了李时珍记载的400种动物药，为什么这一时期动物药快速发展，是否是政策因素促动了动物药的养殖、研究与应用呢？

　　通过对历史与文献的梳理，朱博士认为，苏联的组织疗法促进了动物药在我国的发展，同时，毛时期希望摆脱对西方药物的依赖，因此群众收集、养殖药用动物成为当时动物药兴起的重要促因。此外，通过动物药出口换取外汇，也是动物药发展的另一个诱因，自1957年的广交会开始，中国就开始持续向东南亚等国家出口动物药制品。改革开放后，经济动物被列入到农副产品之中，养殖场与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动物药生产更加盛行，包括近期被诟病的活熊取胆等。朱佩仪博士走访了北至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黑熊养殖场，南到广州的药材市场等地采集收集研究资料，近期她又进一步到台湾、南京等地查找民国时期的档案，以充实这一研究。而她的博士论文也将在2017年在Duke大学出版社出版。

　　报告结束后，陈明教授进行了精彩点评。他认为朱博士对于动物药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他建议她继续从文化史，全球史的视野讨论药物交流，比如麝香等。他认为动物药的盛行有着比较复杂的背景，毛时期的政策促进了动物药的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是中药西药化的倾向，药典的变化，跨国药物交流的情况等。同时，要关注技术进步对药物拓展的影响，比如改革开放前后，对于动物药的使用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

　　点评结束后，参会人各抒己见，分享了自己与中医及动物药有关的生活体验，高璐、颜宜葳副研究员、刘益东研究员为朱博士的出色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该报告为自然科学史所STS中心的系列讲座，今后 STS中心还将继续组织相关学术活动，敬请大家关注！

　　科学史所STS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