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9日下午，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的王作跃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基础和应用研究之争：中国近现代科技政策中的语言与政治”的精彩演讲。

　　本科物理学出身的王作跃，硕士期间师从许良英先生在中科院研究物理学思想史，博士期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深造，开展了有关美国科技政策史的研究，于2008年出版英文专著《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2011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王作跃谈及最初选择研究美国科技史而非中国科技史，是担心自己对中国研究没有距离感、缺少独立性。他经过一段时间对美国科技史的研究，感到对科技史研究有了较好的把握以后，才开始从事中国科技史、中美科技交流史方面的研究。

　　王作跃回顾了他以往的几项中国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如有关“中国科学社”的研究，他提到，中国科学家，既作为中国人，又作为科学家，这两种身份之间有一定张力，是研究20世纪中国科技史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他在有关“中国南北极考察”的研究中，认为除了科研之外，国际声望、国内政治、媒体市场化是三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王作跃同时介绍了他目前从事的研究，如“中美核军备控制和气候变化交往”，是一个跨国科技史案例，从原来关注人员的流动、政策的变化聚焦到知识的交流和流动，从原来偏重外史，现在拉回到内史、外史相结合；有关中印科技政策比较的合作研究，刊登在英国科技史学会杂志BJHS新的姊妹刊Themes的2016年创刊号上；王作跃还参与了自然科学史所组织的“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丛书项目，他撰写的《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美国卷》已经提交给出版社；他目前最主要的项目是“留美科学家及其与中美台科技发展”，通过挖掘新档案和对多位科学家进行访谈来开展研究。

　　据王作跃介绍，本次演讲的背景为他2014年在德国波恩大学所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基础与应用研究”上所作的发言。近些年，欧盟一直强调科技创新，进而导致大家探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两个科技政策中的中心概念。由这两个理念所促生的线性模式，即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前提，虽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抨击，但尚未有新的体系能够完全取而代之。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最新尝试，王作跃注意到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2012年一个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可以被称作“生态模式”的理念，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之间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关系，而是三者组成一个生态系统，在其中基础研究所引发的变化，不可预知，但一旦有了变化，往往是革命性的。以波恩会议为基础的论文集题为“基础与应用研究：二十世纪的语言与科学政治”，目前正在MIT出版社审稿中，其中王作跃的文章为“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关于基础研究的争论，从思想改造到原子弹，1949-1966”。

　　王作跃在报告里提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基础研究的界定、定位，尤其是它与应用研究乃至国家任务的关系，导致了1960年代初“应用基础研究”概念的诞生。对1949-1976年这段时期进行历史考查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又是和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党政领导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现代化方向等争论以及尖端国防科技需求，尤其是原子弹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基础与应用研究之争非中国独有，美国也有类似的争论，但在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它独特的语言表现方式、意识形态关联、和政治涵义，对中国科技政策和科学家共同体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中国学者萨特米尔曾认为，新中国科技政策是在周恩来等“技术正规化”（1956年、1960年代初）和毛泽东等“动员式”模式（大跃进、文革）之间摇摆。王作跃认为这个模式在基础与应用研究之争上有所反映：基础研究在前者受到重视、在后者受到冲击。但他同时发现，从核武器项目的相对稳定性来讲，政策的摇摆性并没有原来认为的那样大，至少在国防尖端科技政策上倾斜于“技术正规化”、有更多的连续性、灵活性。

　　演讲结束后，与会者积极同王作跃互动，探讨报告中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意见交换。他的报告给各位同仁带来很多新的思路和视角，进一步推动了跨国科技史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