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了题为“生物技术风险与治理:从欧洲到中国”（The risk and governance of emerging biotechnology in context: From Europe to China）的国际研讨会。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ISSTI）、中山大学社会学以及医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7位专家就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时有50余名参会者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科技部等科研机构。 

　　研讨会开幕式由高璐副研究员主持，张柏春所长首先致辞，欢迎与会专家，并介绍了我所的科技史研究工作与STS中心的情况以及在科技风险领域研究的积累；STS中心主任刘益东随后致辞，指出目前STS研究面临的三大挑战：科技发展的速度空前、带来的困扰空前、主流模式惯性空前，因此加强协调科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是重中之重，是当务之急。 

　　来自爱丁堡大学的Jane Calvert博士是英国知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她的报告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参与合成生物学研究的经历。她强调自己更愿意去回答哪些动力促成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哪些价值影响了人们对技术的伦理认知，哪些制度与设计成为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简单的讨论技术可能的风险或应用。Jane参加了一系列合成生物学研究项目，合成美学（Synthetic Aesthetics）, 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设计生命（Engineering Life）等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在合成生物学项目中，与科学家早期的沟通与互动，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尽早认识到自己研究的社会意义，阐述其政策图景，更能够从多角度塑造科学研究的路径，促进科学讨论的深入。 

　　Robin Williams教授是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的主任，著名学者，他为大家介绍了欧盟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理念的发展。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再将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新技术发展的约束，而是更多分析技术发展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个人与社会希望从技术的发展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同时又该如何影响和参与这种积极的研究行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种新的进路，该进路对于研究和创新的潜在意涵和社会期望进行预期和评估，目的是帮助设计包容和可持续的研究与创新。 STS的研究帮助欧盟政府与全社会不断深化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在欧盟的成功便极大地受到了STS思想的影响。STS学者在参与塑造新型的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可以更积极的扮演多种角色，理解科技与社会互动的逻辑，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重塑一种科技创新的模式。 

　　爱丁堡大学的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为STS比较研究的专家，她以转基因政策为例，引导大家思考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管理体制是否可以跨文化的迁徙，如何迁徙？她认为中国在转基因政策上的简单模仿存在着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沈小白借用了法国学者塔尔德的模仿定律的理论，认为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管理制度转基因技术的进步与安全，科学家在研究上的追赶与模仿，公众对于技术的态度也受到西方与媒体的影响，这些复杂的行动者都在影响着中国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然而，模仿却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管理制度的简单模仿无法解决中国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刘益东研究员与大家分享了他对科技风险与可持续发展长达18年的研究成果。刘益东通过提出致毁知识概念、提出三个前提和一个问题来解决，即在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这三个前提下，提出“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的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他的结论是在现行的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不可抵消，同时也是无法阻止的。在此基础上，刘益东还提出了“科技的总体安全观” 或“科技的整体安全观”，强调科技从实验室-产品-用户-社会-环境的全程安全、总体安全。总体安全观包括底线安全、集体安全、可持续安全。底线安全就是即使恶意应用、军事应用也能够避免或也能够承受的科技才是可以接受的科技。对于一项技术，强调它有多少好处是不够的，强调为了它做了多少安全措施也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否避免被恶用、被误用，社会能否承受、能否化解它被恶用、误用的后果。他指出衡量危机有三个要素，一是危机本身的危害程度，二是危机是否容易被发现和达成共识，三是危机是否容易化解。科技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其危害巨大可致毁灭性灾难，且不容易被发现和达成共识，更难以化解，因此挑战空前严峻。最后，刘益东还提出只有以社科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的崛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风险、科技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山大学医学院周殷华副研究员做了“干细胞创新的市场与专业冲突”的报告。干细胞治疗已经在全球形成了400-600亿美元的市场，干细胞治疗的时机与质量由不同的创新模式决定——科学创新模式（scientific innovation model）与医药创新模式(medical innovation model)，不同的模式则是以不同的专业群体、伦理与管理制度为基础的。通过研究，周殷华发现了不同群体间对于干细胞治疗存在着专业冲突，因此应该通过管理体系的革新促进不同职业群体冲突的消解。日本与美国都在干细胞治疗的治理上实行了新的举措。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方芗副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剖析了疾病带来的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断裂。通过对造口术（如结肠）的分析以及对完成造口术病人进行访谈，她认为在强大的现代医学统领下，医学技术可以取得生理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人们对身体和对隐私部位认知的困扰。方芗从“裸命”、“不洁”、“身体规训”这三个概念分析了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对于患者而言，如何很好的处理与自己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需要社会科学家给予关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高璐副研究员通过对阿西络马会议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比较分析，与大家一起讨论了新兴生物技术治理的问题。阿西络马会议（1975年）与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峰会（2015年）是科学家通过自我规制实现提前预警，来应对生物技术风险的两个典型案例，虽然相隔四十年，却存在着逻辑连贯性。然而，在当今的科技体系中，这种科学家主导的风险治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阿西络马模式能够帮助科学家赢得公众的信任，但是忽视了对技术本身提出更根本的追问，忽视了技术在实验室与工业生产及市场中的差异。科学家的自我反思与规制必须与科学传播、公众参与以及社会科学家参与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回答社会需要怎样的技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应用新技术造福社会、塑造我们开放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等问题。 

　　上述七个报告引发了到场听众热烈的讨论。STS中心还将举办一系列与科技风险及治理有关的研讨会，并期待更广泛学者的参与及讨论。 

  张柏春所长                             会议现场                              Jane Calvert博士 

Robin Williams教授                       刘益东研究员                          沈小白博士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STS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