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4日，我国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三峡工程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迄今为止，三峡水利枢纽已安全运行多年，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众所周知，1986~1992年间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为工程决策上马创造了重要条件。事实上，关于三峡工程泥沙、地质问题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运动中即已开始。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肯定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充分吸取林一山、李锐为代表的不同意见的合理性，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作为第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正式决定，三峡工程被确定暂缓，但三峡科研却在“大跃进”声浪中开始了。当时由国家科委三峡组组织领导的三峡科研大协作，以中科院为牵头单位，先后有300多家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与其中。不过这场声势浩大的三峡工程科研大戏却遗憾地无疾而终。 

1958年4月，在周恩来指示下，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成立三峡科研领导小组（通称“科委三峡组”），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为组长，国家科委与水电部各一负责人为副组长负责组织三峡工程科研大协作。6月5日至16日，在科委三峡组召集下，科学院、水利电力部、一机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等共同筹备的“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会议”在武汉举行，张劲夫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国家有关部局及其科研设计制造部、高等学校等共82个相关单位、268人与会。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田鸿宾、朱物华、张如屏、钱令希、张光斗等著名科学家参会，同时还有13位苏联专家。会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科学技术研究会议的报告》。根据这次会议制订的计划，全国共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三峡工程的科研大协作。此后还召开了两次三峡科研会议，就三峡重大科技问题和初步设计进行研讨。 

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张劲夫作了报告。会议按照水利、动力、机械、综合经济、地质五个专题组全面地讨论了250多个有关三峡水利枢纽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及有关科学技术问题。此后合作单位之间分别签订了协议或制定了任务书, 确定了分工协作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令希教授在会上激动地表达了大家想创造三峡奇迹的共同愿望。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理解三峡枢纽的实际情况，参会代表们还冒雨乘专轮在6月10日和11日到三峡现场查勘。时隔仅两月，周恩来于8月主持党中央北戴河会议，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在本年底完成《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要为三峡工程“1961 年开工作好准备”。这次颇具跃进色彩的会议及其结论意味着在三峡工程尚未完成系统的基础科研和缺乏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就要迫不及待地上马了。而这种不切实际的跃进也恰恰是三峡科研本身后期下马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三峡科研大协作在全国大规模铺开，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和多个研究所的骨干力量参与其中。作为三峡科研组的成员之一的钱学森兼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他在所内专设水轮机流体力学研究组，积极组织研制百万千瓦量级水轮机组。当时世界上最大水轮机组也不超过20万千瓦量级，我国官厅水库水轮机只不过一两万千瓦。钱学森的水轮机方案导致工业界人士一片反对声，认为他的想法不可思议。钱学森却坚持己见，还专门画了两级式设计草图。后来这一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下马了。 

1959年，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与面临冷战的威胁下，毛泽东已在慎重考虑战争状态下的三峡工程防护，并由周恩来成立三峡防空炸科研领导小组，建立国防科委负责的三峡工程试验站。而三门峡工程泥沙淤积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也令毛泽东认真思考三峡泥沙与水库寿命问题。1960年，中央根据国内经济情况和战争形势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整，放缓三峡建设，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将三峡工作部署调整为“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三峡科研组继续推进协作，1960年三峡科研在科学院遍地开花，例如河流研究室联合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渠研究所组织了三峡水库淤积科研野外查勘；自动化研究所组织进行三峡工程升船级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1961年，参加三峡科研单位已达到360个。1962年12月，科委三峡组在中科院召开扩大会议，提出1963年至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将三峡科研工作列为重要课题之一，拟就水库淤积、水库预报双水内冷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升船机、高水头深孔泄洪、高压输电技术等开展研究。 

事实上在1962年后和“文革”期间，除国防科委负责的工程防护和长办负责的水库淤积及预报调度少数项目外，三峡科研已处于停滞状态，科研大协作无疾而终。究其原因，人们对重大工程基础科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不得不提。三年“困难时期”前后，国家和各单位均经费严重缺乏，科研工作普遍“吃饭晒太阳”，而国家正处于“两弹一星”攻关期，需集中力量加以保证。尽管“两弹一星”和三峡都是关乎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大事，不过一旦有所冲突，三峡仍首当其冲。后来在各种复杂因素的驱使下，葛洲坝工程于1971年取代作为三峡工程配套工程，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方针下先行仓促开工建设。由于前期基础科研不足和重大技术问题尚未攻克，不幸出现了严重的工程事故而停工近两年。后来通过修改工程设计和加紧进行关键科研问题补充研究后复工，葛洲坝后期运行良好。 

人们一般认为，当时国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是导致三峡工程未能在20世纪中期上马的根本原因，三峡前期科研不足却鲜有被提及。客观来看，虽然当年的三峡科研大协作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成果，并推动了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跃进”的急促冒进和“三边”方针势必会对三峡科研产生影响。倘若三峡工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马，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是思之，或许可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扎实的基础科研之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张志会尚存良） 

（张志会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尚存良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