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方在庆  来源：南方周末 

自左至右：能斯特、爱因斯坦、普朗克、密立根、劳厄，五人都获过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从19世纪初开始，德意志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法英的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俄罗斯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独特道路。对进步和秩序的强调，对于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使得他们很难看清德国的“创造性”背后潜在的“毁灭性”。普朗克为军国主义背书的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之一，“量子”概念的提出者。作为“德国科学的代言人”，他的公正、正直和学识，使他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不过，近20年来的研究，对他正面形象稍稍有所修正。普朗克身上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他的正直，是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前提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使他做出了为军国主义背书的举动。 

在《致文明世界书》上签名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消息传来，德国顿时陷入“举国狂喜”之中。仅8月份一个月，德国各大报社就收到了一百多万篇歌颂战争的诗歌。8月3日，德军对中立国比利时不宣而战。8月4日，帝国议会的所有政党，包括以前反军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SPD），都一致投票支持战争决议。德皇威廉二世为此发表了如下感言：“朕的面前不再有什么政党，只有德意志人！”许多中产阶层的人士，幻想着德国能终结几十年的国内政治冲突，德国军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争并取得胜利。8月9日，德军占领比利时全境，将法军赶回法国境内。在这个过程中，德军以清除游击队为名，枪杀了几千名比利时无辜平民，炮轰历史文化名城鲁汶，炸毁大学图书馆，烧毁大量珍贵手稿。德军的野蛮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9月18日，53位英国作家在《泰晤士报》发表声明，支持英国政府对德宣战。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荣誉”，10月4日，德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包括普朗克在内的93位德国学术界知名人士签署的《致文明世界书》（史称“93人宣言”）。宣言称，德国文化和德国军国主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0月23日，3100多名德国高校教师（几乎占教师总数的80%）签署了《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声明》，其中也有普朗克的名字。这篇声明与“93人宣言”如出一辙，声称“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关乎整个欧洲文化”。这两篇宣言，尤其是“93人宣言”，震惊了国际社会，引发了对德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多方制裁。 

尽管后来普朗克解释，他是在对宣言和声明内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名的。但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第一次签名用不知情来解释，勉强可以说过去，但连续两次签名，恐怕就不好这么搪塞了。 

普朗克出身于神学家和法学家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父亲是慕尼黑大学的宪法教授。普朗克受到家庭传统的强烈影响，尊重法律和神学的价值，尊崇上帝和人间的法律，忠于职守，诚实可靠，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对进步和秩序的强调，对于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使得他很难看清德国的“创造性”背后所潜在的“毁灭性”。 

从19世纪初开始，德意志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一条既不同于法英的自由主义,也有别于俄罗斯的东方专制主义,具有“德意志特性”的独特道路。在经历了拿破仑占领、1848年革命失败、俾斯麦的统一战争后，德国军队在德国文化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军国主义被看作是对德国文化的保护。 

“一战”爆发后，许多德国教授自愿报名参军或到战地发表演讲，为参战的学生和士兵鼓气。普朗克也不例外，他的两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双胞胎女儿也到战地医院做护士。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普朗克相信德国军队会让战争在几个月之内结束。战争虽然残酷，但却是“必要的恶”。就连其长子卡尔在凡尔登战役中牺牲，他也认为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在这种意义上，普朗克的签名应该是出于真心的表现。如果他不签名，反倒是不合常理的。惟一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即使德国战胜，也要理性地对待邻国，国际间的科学合作是必需的。 

克拉拉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为反对其丈夫哈伯研究毒气弹，愤而自杀。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为德国科学鞠躬尽瘁 

普朗克在学术界的地位上升与德国的国力的上升正好同步。尽管德意志第二帝国矛盾重重，但是它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正是在威廉二世时代，德国成了世界科技中心。威廉二世一方面爱慕虚荣，炫耀武力，相信君权神授；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技术关乎德国国运。国家的声望、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实力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首都柏林，科学研究受到极高的尊重，一大批著名学者被吸引到柏林来，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第二个天才年代”。 

在这个过程当中，普朗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担任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威廉皇帝学会会长、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常务秘书以及柏林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同时还承担了好几本重要期刊的主编工作。随着普朗克在热动力学理论以及在热辐射理论方面的成功，他在科学界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当“德国科学界的宰相”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在1894年去世后，普朗克成为柏林科学界的代表，甚至是整个德国科学共同体的代表。出于爱国心和责任感，他勇敢地担当了这个重任。他相信，现代科学能够得到最好的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官僚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科学家，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共同体的自主。一直到19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为止，普朗克对整个德国的科学研究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希望自己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他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来让德国强盛。 

“一战”结束后，德国科学机构的经费十分短缺。作为德国科学界最有权威的人，普朗克向同事发出了“保存实力，继续工作”的号召。1920年，普朗克、哈伯、施密特-奥特和能斯特等人发起成立了“德国科学紧急委员会”，负责筹集科学研究所需的经费。在普朗克等人的积极运筹下，政府的资助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德国工业界、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基金会赢得了大量资助，使德国科学活动的物质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保证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科学的继续发展。 

在大部分德国学者还保持着狂热的战争精神，拒绝与国际科学界和解时，普朗克却早已恢复了与世界科学界的联系。他与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保持沟通，向洛伦兹解释自己的处境。他据理力争，保持科学院中外籍院士的身份。1937年，普朗克顶住纳粹的压力，将以他命名的“普朗克奖章”授予了身为“雅利安人”，但对纳粹意识形态极为反感，主动离开德国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1938年，这一奖章还颁发给德国的敌对国——法国的物理学家德布罗意。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英、法、美、苏四国占领。1946年，在极其困难的转型时期，普朗克临危受命，再次担任英占区威廉皇帝学会的会长，参与拯救德国科学的活动。 

普朗克孜孜不倦的工作，使他赢得了科学家们的普遍尊敬，他作为一个正直者的形象得以树立。但通过下面的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普朗克的正直，基础是“德国利益优先”。 

劝告爱因斯坦离开普鲁士科学院 

普朗克非常欣赏爱因斯坦。正是在他和能斯特的运作之下，爱因斯坦才来到柏林，担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以及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1920年代，当爱因斯坦遭受到反犹主义的攻击时，他挺身而出，为爱因斯坦说话。当他听说爱因斯坦有可能离开德国时，心急如焚，劝说爱因斯坦一定要留下来，并想办法提高爱因斯坦的待遇。 

1933年1月纳粹上台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巡回演讲。3月10日，他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谴责纳粹的倒行逆施及反犹主义的暴行。这样一来，在纳粹德国，爱因斯坦就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就连相对远离政治的普鲁士科学院，也认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本想将他开除，但是爱因斯坦先递交了辞职书。 

普朗克这时在南欧休假，他本来可以终止自己的休假回到柏林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任凭科学院亲纳粹的秘书海曼（Ernst Heymann）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谴责爱因斯坦的公开信。普朗克也觉得爱因斯坦在国外的言论伤害了德国的声誉。他甚至觉得爱因斯坦的行为危及他在科学院的地位。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您在公共场所的露面，给我们这些维护您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他劝告爱因斯坦“放弃普鲁士公民身份并且离开科学院……将是您同科学院的关系体面结束和使您的朋友从不可想象的痛苦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惟一办法”。4月1日，在没有征求任何物理学家意见的情况下，科学院发表声明，说普鲁士科学院“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没有理由感到惋惜”。 

普朗克最亲密的同事和学生、物理学家劳厄召集科学院特别全体会议，试图收回上述声明，但只有两名院士支持。在劳厄的坚持下，科学院补发了一个声明，赞誉爱因斯坦是如同哥白尼和牛顿那样影响了人类思想进程的科学家。但这已于事无补，后来纳粹政权强迫科学院将爱因斯坦除名。 

普朗克后来试图缓和他和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写信给爱因斯坦加以解释：“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多么不同，我们的友谊将永不会改变。”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爱因斯坦是这样评价劳厄和普朗克的。“劳厄是100%的高贵，而普朗克只有60%。” 

哈伯虽然是犹太人，但研制毒气弹有功，在德国保住了职位。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为哈伯举办追思会 

但在“哈伯事件”上，普朗克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勇气。先是冒着惹怒元首的危险，直言上谏，拜见了希特勒，后来又敢于与政府对抗，冒险举办哈伯追思会。 

1933年4月，《公务员重组法》公布之后，曾经为威廉二世研制化学武器的犹太科学家哈伯（Fritz Haber），因受一战退伍军人的“优待”，保留了职位。但是教育部让哈伯开除自己的犹太同事。1933年8月，哈伯选择了辞职。他认为自己选择下属是按照其品质而不是出身来决定的。为此，普朗克专门去拜访希特勒，为哈伯等人求情。他非常期望纳粹政权能对威廉皇帝学会里面的犹太科学家宽容一些，但他无功而返。1934年1月，哈伯在流亡瑞士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年仅65岁。1935年1月，在劳厄的鼓励下，普朗克决定冒险为哈伯举行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尽管受到纳粹教育部长的阻碍，但普朗克决心已定，决定要隆重召开纪念大会。普朗克最后宣告，“哈伯忠于我们，我们也应该忠于他”。在普朗克看来，哈伯是为德国做过贡献的，德国应该对哈伯有所回报。 

要知道，哈伯因研制毒气弹，并在伊普斯地区亲自指挥毒气战，“一战”后曾被当成战犯通缉。其妻克拉拉·伊默瓦尔（Clara Immerwahr）就是因为不满哈伯在战争中的表现，与哈伯发生严重争吵后，用哈伯的手枪自杀的。克拉拉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先驱，和平主义者。尽管迫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婚后只能待在家中，但她还是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专长，给大众普及化学知识，把哈伯的著作译成英文。哈伯参与化学武器的研制，与她的和平主义信念格格不入。她在公众场合说哈伯的做法是对“科学的误用”。克拉拉死后第二天，哈伯就又奔赴东部前线指挥毒气战了。普朗克顶着压力给这样一位人物开追思会，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正直是以“德国利益至高无上”为先行原则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为了保护德国科学，普朗克不得不与纳粹政权打交道，有时候他能获得一些小的成功，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无功而返。普朗克不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不会带头起来反抗纳粹政权。当同事试图劝说普朗克参加反对开除犹太同事的抗议活动时，普朗克反而劝同事们要冷静行事。尽管他反感纳粹政权，讨厌与纳粹人员打交道，但他毕生习惯于接受国家的权威。喊“希特勒万岁”和行纳粹军礼，对他来讲并非随意，但为了德国科学的利益，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屈从纳粹的压力，将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从威廉皇帝学会名单上除名。在公开场合，他避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尽管仍然提相对论。 

随着纳粹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严重，普朗克渐渐地与他们保持距离。1937年，他被劝说辞去了威廉皇帝学会的主席职务。由于他在科学界的崇高声望，在他80岁的时候，希特勒还是给他发来了祝贺信。普朗克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件深表同情，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但是对于纳粹德国的大政方针，没有表示出任何抗议。他认识到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在摧毁德国文化，可他却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一切。 

儿子参与反纳粹组织 

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普朗克的晚年生活其实是非常悲惨的。小儿子埃尔温（Erwin）的死给他带来了“无以言表的悲伤”。 

埃尔温是普朗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第四个孩子，曾担任过国务秘书。希特勒上台后弃政从商。1940年代早期，埃尔温开始同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领导的保守抵抗组织接触，该组织试图刺杀希特勒，发动了“720政变”。政变组织者将埃尔温的名字列入潜在的内阁成员名单中。政变失败后，埃尔温就被捕了。 

普朗克竭尽所能来挽救自己的儿子，他给希姆莱写了信，恳请希姆莱帮忙，但信寄出后如同石沉大海。他又给希特勒写信:

听到我儿子被“人民法庭”宣判死刑的消息，我惊呆了。 

我再次请求您，我的元首，由于我在为祖国服务的成就所得到的承认，我确信，您能聆听我这个87岁老人的请求。 

作为德国人民对我毕生工作——它已成为德国永恒的精神财产——的感谢，我恳求您放我儿子一命。 

尽管在这两封信中，普朗克都提到了自己对德国科学的贡献，甚至用“德国永恒的精神财产”来形容，但在独裁者眼里，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1945年1月23日，埃尔温被处绞刑。普朗克永远也无法从这种悲痛中恢复过来。 

普朗克的家在1944年被盟军所炸，所有藏书和书信都被烧毁。他的晚年在贫穷和饥饿中度过。 

正直者的困境 

普朗克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德国科学的悲剧。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面对极权政府的暴行，为了各自的小利益而“集体失语”时，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当大量的优秀科学家被迫离开德国时，德国科学最为辉煌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德国科学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与德国科学家自身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普朗克、海森伯，甚至是从未向纳粹妥协过的劳厄也没有想到的。多年后，劳厄写信给迈特纳说：“我们知道不公平在四处蔓延，可是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欺骗了自己，当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不怀疑普朗克身上具有一切所谓的“普鲁士优点”：真诚、正直、勤勉、保守、爱国等，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人类的尊严、对真理的忠诚，在威权统治下会遭到何等的威胁和破坏。基于盲目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会遮盖一个睿智的人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