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科学界的改朝换代
2010-10-20
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对于一个产业落伍的中国，未来建设当中，科学家无疑将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
这是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曾昭抡教授于1949年初发表的一段文字。这几句话，很可以代表相当多爱国科学家对于旧中国的厌弃与新中国的满心欢迎和无比期待。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傅斯年、蒋经国等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不过争取到十数人赴台；朱家骅费尽口舌，中央研究院14个研究所仅有历史语言所和数学所的一部分搬迁到台湾；80名中研院院士，60余位留在大陆，去台湾的寥寥无几。而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则一呼百应，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在很短时间内就成立各地分会。与此同时，还有成百上千的海外学子，向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归来。
1949年7月13日，200多位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在北京召开大会。这次会议，几乎集中了全国的科学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其主要任务是：第一，发动全国科学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推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科学界代表；第二，检讨中国过去的科学工作；第三，确立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向并制定纲领；第四，讨论成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此外，会议还配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国家科学院的决策，向新政协提出了成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
这一系列重大的任务，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短短的一年间，中国科学界的革故鼎新，正如整个社会的巨变一样，只能用“改朝换代”来形容。
科代会筹备会议前后，与会代表检讨了过去自由研究的弊病和科学界的宗派主义等问题，批判了 “为科学而科学”等所谓“脱离实际”和“超政治”的倾向，毫无疑议地确立了延安科学工作经验的领导地位。科代会筹备会议确立的全国科学界的总方向是：沿着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配合着生产建设的需要，积极切实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会议提出要解除旧的思想束缚，即封建与买办思想、形式逻辑和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而代之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会议批判了以往漫无计划的自由研究，提出新中国要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具体问题，如调查国内资源、训练科学人才、发展本国科学语文，实现工业化等。总之，通过科代会筹备的宣传和教育，以往科学界的种种做法都被视为落后而必须淘汰，而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核心的延安经验则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这样就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等服务的科学发展总路线。这标志着从清末民初以来逐步确引入的欧美自由主义科学传统在中国由此戛然而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从此确立，并进而树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的权威。自此，中国现代科学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依据这一路线，原有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都被当作旧政权的附庸，必须撤销、改组。 1949年11月1日，“为人民所有”的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接下来的半年之内，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研院和平研院的原有研究所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等机构，并迅速完成了对它们的调整。原有的研究机构，几乎没有一所不被拆分打散。随后，为了配合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在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组建了更多的研究所。短短的两三年之内，中国科学院的规模就超过了原中研院和平研院之和的数倍。另一方面，经过院校调整，整合了旧中国原有的多种体制的大学，建立了以苏联高校为模式的一系列专业院校，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新建了一大批地方和行业科研机构。这样就建立起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系统为中心，包括高等院校，与各部门、各行业科研机构，以及地方科研机构等在内的全国科研体系，奠定了中国当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其发展之速、规模之大，彰显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的空前重视和党政领导体制的效率之高。虽然不久就遭遇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但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先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这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科学也引起了国际瞩目。“文革”期间，甚至有一些西方左派科学家来中国取经，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科学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方向。
建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则略费周折。科代会的领导者认为，原有的科学团体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都应该合并改组，使之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科学组织，以避免人力财力分散、分宗划派、争名夺利之弊端。但是为了照顾一些老科学家对老团体的留恋，有关当局并没有让中国科学社等立即解散，而是任其慢慢消失。1950年8月，科代会正式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为了避免科学家搞小团体，“科联”竟然没有个人会员。科代会选择的科学团体组织路线使科学团体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政府、部门与机构，从而丧失其自主生存空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科联”与“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此时，科学团体成为“技术革新”、“科学大跃进”等群众运动的工具。“科联”实际上是被“科普”兼并了。到了“文革”期间，“科协” 被撤销。中华大地，竟然没有一个科学家组织。“文革”结束后，“科协”重建，但它被定位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其性质与宗旨，迅速向行政机关靠拢。
1949年，科学界还有一桩大事，那就是批判美国，开始学习苏联科学。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科代会机关刊物《科学通讯》在首页位置发表了编者《只有苏联才有科学》一文称：“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在走下坡路，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科学，则如日方升，光芒无际。……在科学上，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发展中国的科学，除了倒向苏联一边，也是无路可走的”。这宣传的声势，使中国科学家别无选择。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兴起，人们才能客观地审视那一段非常的岁月。科学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发展路线，虽然成就了“文革”前十年中国科学的跨越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础薄弱，后劲不足。加之十年动乱，以及随后科技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致使中国科学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依然处于落后队列。
60年过去，1949年确立的科技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值得人们深思。
就现代中国的经验而言，科学事业必须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但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结合则破坏了科学共同体内的游戏规则，妨害着科学的发展。以政治路线替代科学政策，以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激进的年代，它使许多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形成科学界官本位文化的根源。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鄙弃西方科学传统，轻视民国科学遗产，夸大“为科学而科学”的弊端，把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科学界历尽千辛万苦学习、摸索和积累起来的不少经验都当作污泥浊水泼掉了。其严重后果，是使中国科学长期游离于世界科学主流之外，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传统，时至今日，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还是中国科学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后发国家，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由来已久。由于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很自然地，利用科学为国家目标服务就成为中国当政者和科学家的首要任务。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清末自强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清末民初的“科学救国”思潮，到解放初期的“向科学进军”，以及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和当今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民族复兴的渴望。这就使本来还没有健康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学界担负了过多的重负，而对科学事业基础的培植则视为不亟之务，长期得不到重视。
科学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科学服务于政治则政治干预科学，科学服务于经济则经济干预科学。只有尊重科学本身的价值，才能减少政治或经济对科学事业的过度干涉，实现学术自主，激励学术创新，防止学术腐败。在这些方面，不仅国际上成熟的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经验同样值得重视。不论是中央研究院的体制设计，还是多种类型大学的制度设计，都是不可忽视的体制经验和科学遗产。惟有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吸取全人类科学发展的经验，中国科学才能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曾昭抡教授于1949年初发表的一段文字。这几句话，很可以代表相当多爱国科学家对于旧中国的厌弃与新中国的满心欢迎和无比期待。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傅斯年、蒋经国等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不过争取到十数人赴台；朱家骅费尽口舌，中央研究院14个研究所仅有历史语言所和数学所的一部分搬迁到台湾；80名中研院院士，60余位留在大陆，去台湾的寥寥无几。而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会），则一呼百应，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在很短时间内就成立各地分会。与此同时，还有成百上千的海外学子，向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归来。
1949年7月13日，200多位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在北京召开大会。这次会议，几乎集中了全国的科学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其主要任务是：第一，发动全国科学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推举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科学界代表；第二，检讨中国过去的科学工作；第三，确立中国科学工作的总方向并制定纲领；第四，讨论成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此外，会议还配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国家科学院的决策，向新政协提出了成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
这一系列重大的任务，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短短的一年间，中国科学界的革故鼎新，正如整个社会的巨变一样，只能用“改朝换代”来形容。
科代会筹备会议前后，与会代表检讨了过去自由研究的弊病和科学界的宗派主义等问题，批判了 “为科学而科学”等所谓“脱离实际”和“超政治”的倾向，毫无疑议地确立了延安科学工作经验的领导地位。科代会筹备会议确立的全国科学界的总方向是：沿着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配合着生产建设的需要，积极切实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会议提出要解除旧的思想束缚，即封建与买办思想、形式逻辑和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而代之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会议批判了以往漫无计划的自由研究，提出新中国要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具体问题，如调查国内资源、训练科学人才、发展本国科学语文，实现工业化等。总之，通过科代会筹备的宣传和教育，以往科学界的种种做法都被视为落后而必须淘汰，而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核心的延安经验则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这样就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等服务的科学发展总路线。这标志着从清末民初以来逐步确引入的欧美自由主义科学传统在中国由此戛然而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从此确立，并进而树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的权威。自此，中国现代科学走上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依据这一路线，原有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都被当作旧政权的附庸，必须撤销、改组。 1949年11月1日，“为人民所有”的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接下来的半年之内，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研院和平研院的原有研究所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等机构，并迅速完成了对它们的调整。原有的研究机构，几乎没有一所不被拆分打散。随后，为了配合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在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组建了更多的研究所。短短的两三年之内，中国科学院的规模就超过了原中研院和平研院之和的数倍。另一方面，经过院校调整，整合了旧中国原有的多种体制的大学，建立了以苏联高校为模式的一系列专业院校，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新建了一大批地方和行业科研机构。这样就建立起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系统为中心，包括高等院校，与各部门、各行业科研机构，以及地方科研机构等在内的全国科研体系，奠定了中国当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其发展之速、规模之大，彰显了新中国对科学技术的空前重视和党政领导体制的效率之高。虽然不久就遭遇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但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先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这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科学也引起了国际瞩目。“文革”期间，甚至有一些西方左派科学家来中国取经，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科学将是世界科学发展的方向。
建立全国科学界的联合组织则略费周折。科代会的领导者认为，原有的科学团体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都应该合并改组，使之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科学组织，以避免人力财力分散、分宗划派、争名夺利之弊端。但是为了照顾一些老科学家对老团体的留恋，有关当局并没有让中国科学社等立即解散，而是任其慢慢消失。1950年8月，科代会正式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为了避免科学家搞小团体，“科联”竟然没有个人会员。科代会选择的科学团体组织路线使科学团体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政府、部门与机构，从而丧失其自主生存空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科联”与“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此时，科学团体成为“技术革新”、“科学大跃进”等群众运动的工具。“科联”实际上是被“科普”兼并了。到了“文革”期间，“科协” 被撤销。中华大地，竟然没有一个科学家组织。“文革”结束后，“科协”重建，但它被定位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团体，……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其性质与宗旨，迅速向行政机关靠拢。
1949年，科学界还有一桩大事，那就是批判美国，开始学习苏联科学。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科代会机关刊物《科学通讯》在首页位置发表了编者《只有苏联才有科学》一文称：“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在走下坡路，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科学，则如日方升，光芒无际。……在科学上，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发展中国的科学，除了倒向苏联一边，也是无路可走的”。这宣传的声势，使中国科学家别无选择。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兴起，人们才能客观地审视那一段非常的岁月。科学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发展路线，虽然成就了“文革”前十年中国科学的跨越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础薄弱，后劲不足。加之十年动乱，以及随后科技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致使中国科学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依然处于落后队列。
60年过去，1949年确立的科技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值得人们深思。
就现代中国的经验而言，科学事业必须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但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结合则破坏了科学共同体内的游戏规则，妨害着科学的发展。以政治路线替代科学政策，以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激进的年代，它使许多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形成科学界官本位文化的根源。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鄙弃西方科学传统，轻视民国科学遗产，夸大“为科学而科学”的弊端，把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科学界历尽千辛万苦学习、摸索和积累起来的不少经验都当作污泥浊水泼掉了。其严重后果，是使中国科学长期游离于世界科学主流之外，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自主的科学传统，时至今日，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还是中国科学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后发国家，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由来已久。由于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很自然地，利用科学为国家目标服务就成为中国当政者和科学家的首要任务。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清末自强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清末民初的“科学救国”思潮，到解放初期的“向科学进军”，以及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和当今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民族复兴的渴望。这就使本来还没有健康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学界担负了过多的重负，而对科学事业基础的培植则视为不亟之务，长期得不到重视。
科学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科学服务于政治则政治干预科学，科学服务于经济则经济干预科学。只有尊重科学本身的价值，才能减少政治或经济对科学事业的过度干涉，实现学术自主，激励学术创新，防止学术腐败。在这些方面，不仅国际上成熟的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经验同样值得重视。不论是中央研究院的体制设计，还是多种类型大学的制度设计，都是不可忽视的体制经验和科学遗产。惟有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吸取全人类科学发展的经验，中国科学才能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王扬宗 原载《科学新闻》2009年9月30日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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