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吴汝康在云南禄丰古猿化石点考察。“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吴汝康（左一）与吴新智。“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82年吴汝康作为重要嘉宾参加在法国尼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古人类学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策划推出“大国科学家”系列稿件，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集中展示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与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老科学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采集挖掘。

　　1935年，一位高中毕业的少年无钱去大学读书，只能在报纸上反复翻阅广告信息，寻找谋生的机会。

　　一行小字招工广告映入他的眼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招考一名计算员。

　　当时，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人类学”具体是什么，只是觉得这种研究机构，似乎更适合自己酷爱读书的秉性。于是，他按照广告的地址前往南京北极阁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被安排填写了工作申请登记表，当场解答了一份考卷。

　　谁也不知道，这竟然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瞬间。这位少年就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吴汝康。

　　从计算员到研究员 

　　吴汝康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虽然以优异成绩从常州中学毕业，但因交不起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只能选择进入社会谋生。

　　那次应聘一周后，他收到了一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公函。他已被录用，成为一名人类学组计算员。

　　等他高兴地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职位，并不是敲着算盘计算，而是需要进行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

　　那个年代的计算器还是手摇的，要依靠人工操作，十分笨重。计算器有很多格子，每个格子依次排列，代表不同的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万位数等。计算的时候，需要使用一个搬动杆，按照需要搬到0至9这10个数上，然后开始摇计算器，如果是乘100，那就得摇100次，才能得到计算结果。如果需要计算开方，则更为复杂烦琐。

　　这份枯燥乏味的工作让很多人无法忍受，吴汝康却默默坚持了下来。

　　这份坚持，让吴汝康遇到了人生旅途和科研事业中的“伯乐”——著名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吴定良先生。

　　吴定良很欣赏吴汝康的踏实可靠，带着他奔走在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大量体质调查，为他打开一扇实地接触人类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影响他人类学研究历程的第一位老师。

　　次年，吴汝康积攒出足够的学费，顺利就读中央大学生物系。

　　就在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发奋读书的时候，学术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6年11月，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一则重要新闻，北平周口店又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发掘出土的，那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但是，由于挖掘和研究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化石，都由国外控制的机构保管，中国学者无法直接开展猿人化石研究。研究成果的署名也都是美国、加拿大人类学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在国际学刊上发表中国出土的“北京人”的论文。

　　吴汝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心日后一定要为中国学者争一口气，将来要成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然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无数中国学子失去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郊区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用42天时间盖起了低矮简陋的教室和宿舍。吴汝康也告别了家人，溯江而上，来到重庆。

　　他一边继续在艰苦环境中发奋学习，一边还得“跑警报”。有一个夜晚，日本军机又来空袭，吴汝康没来得及跑进防空洞，只能就地躺下、听天由命。好几个炸弹在他附近爆炸，火药味四处弥漫。

　　大难不死，他更加珍惜生命和时间，立志要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

　　1940年，吴汝康以优异成绩毕业。因为对人类学研究的热爱，他选择重返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担任研究实习员，正式开始专业系统的人类学研究。他给吴定良先生当研究助手，到贵州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县深入调查居民体质。

　　当时正值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冒着被土匪抢劫杀害的危险，他行走于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

　　踏遍祖国山山水水 

　　1946年底，吴汝康考取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做研究生，研读体质人类学。三年后，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导师都劝他留下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去该校任教。

　　但吴汝康却断然谢绝了。

　　他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更放弃了学术资源和研究环境。当时，也有人劝他追随国民党南下，毕竟他的妻兄已经成为国民党的新闻界要人，可以为他安排收入很高的工作。

　　吴汝康选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辗转到达大连医学院，在解剖学系任教。

　　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人生抉择，绝不是偶然突发奇想，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自幼养成的对祖国深厚的爱。他回忆说，自己“热切希望中国能很快强盛起来。祖国不强盛，外国人就看不起你，你就要受气”。

　　在大连工作的时候，没有现成的中文人体解剖学教科书，吴汝康为学生授课，讲义用的是他自己挤出时间编写的油印本。

　　1952年，他偶然到中科院看望朋友。正好遇到时任中科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

　　杨钟健与他攀谈起来，推心置腹地说：“吴先生，解放前就读过您的大作，知道您在美国专攻人类学，您回到了祖国，又在这里碰到您，真是太巧了。我现在正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周口店遗址发掘已重新开始，欢迎您来参加研究工作。你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体质人类学家，参加‘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加快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这对树立我国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形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汝康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待遇等问题，当场应允，“为发展祖国人类学贡献力量是我的夙愿”。

　　次年，他便开始兼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主持了大量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古猿化石，大多是经过吴汝康测定，并由他研究或者由他主持研究的。

　　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研究了北京周口店1949年以后发现的直立人肢骨、牙齿和下颌骨，陕西蓝田陈家窝的直立人下颌骨和公王岭的直立人头盖骨，安徽和县直立人头盖骨，湖北梅铺的直立人牙齿，河南淅川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牙齿，广东马坝的早期智人头盖骨，山西丁村的早期智人牙齿，四川资阳晚期智人头盖骨，广西柳江晚期智人头骨、脊椎骨、髋骨和大腿骨，广西来宾的晚期智人残破颅底骨，内蒙古乌审旗的晚期智人顶骨和大腿骨等等。他从事田野研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有些地方的考察环境非常艰苦。有一次在云南，亲历者回忆田野考察时住的屋子，“夜里，房顶天花棚里的老鼠开始出来乱窜，如果他们不把食物用铅丝吊挂在空中，就会被老鼠毫不客气地吃掉”。

　　吴汝康自己回忆田野考察的情况时却说，“在野外寻找化石，穷乡僻壤，翻山越岭，得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身躯的疲劳，夜晚睡上一个好觉，便恢复了。在室内研究，白天凝神思索，夜晚入睡后，脑子里还会思绪沸腾，浮想联翩，不得安眠。但是有时脑子里会突然产生一种想法，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便是所谓的‘灵感’。可是早晨醒来，却忘记了。于是我以后每遇到这种情况，便打开床头灯，在床头的小本子上记录下来，很有启发。”

　　这就是吴汝康对科学的执着。

　　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人猿分界的辩论中，吴汝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古猿演变成人是一个大的质变过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属于亦猿亦人的阶段。

　　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的脑子、语言、意识、社会等人类的重要特征并非同时出现，亦猿亦人过渡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结束的标志则是制造工具。这些著名的论断，不是来自头脑的臆想和推测，而是扎扎实实地科研实践和理论探索。

　　朴实无华的学风 

　　吴汝康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时，语重心长地讲，“科研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切不可急于求成、草率从事，更不可好高骛远，奢望一步登天立即获得重大成果，当然，更不能弄虚作假。”

　　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陆庆五先生回忆了1965年在蓝田公王岭发掘现场：“吴先生在我们驻地见到了一摞装好化石的箱子，就问起箱子内装化石的情况，得知装的都是包埋着化石的大块岩石。吴先生建议：不妨在野外开箱，敲开岩石查看一下化石情况，如是没有意义的化石可以处理掉。开箱检查结果没发现有意义的化石，这样就避免了支付大笔无意义的托运费。”

　　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吴汝康注重学以致用，重视加强对于我国现代人体质的研究。他与同事们编写《人体测量方法》，参与了中国工业人口成年人身体尺寸国家标准的制订。

　　他安排学生测量研究所收藏的大批现代人肢骨标本，让学生熟悉测试人骨的诸多方法。

　　20世纪70年代后期，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处理一宗无名尸骨案，请求吴汝康的学生去做鉴定。经过科学的骨骼鉴定方法，他们很快就测算出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还观察到死者牙齿罹患齿槽脓肿的病症信息。这些信息反馈给公安机关之后，一起多年下落不明的青少年失踪案终于告破。

　　他的学生感慨道：“由此我确信吴汝康和吴新智先生主编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之科学性。这本书问世，能破译多少起残骨中隐藏的冤案啊！ ”

　　这样一个广受赞誉的科学家，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书呆子”。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要有书可读，有事可做，我就很满足了。”他说。

　　其实，这并不是“呆”，而是对学术和真理的专注和热爱。他经常说，“从事科研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从一件小事上，也能够感受他的朴实无华、实事求是、不慕虚名的学风。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后来被误认定为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被发现，这一说法即刻引发了媒体轰动。不少电视台、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

　　这件事本来跟吴汝康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做鉴定的也是同一个“圈子”的，似乎没有必要去“得罪”人。但看到报纸后，吴汝康立刻给湖北当地主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坦率指出这个新发现的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最终鉴定结果证明，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的确不是南方古猿。

　　20世纪90年代，有一家科学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河北省泥河湾小长梁出土了168万年前的石器。报道提及某科学家“关于中国人类制造石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四五百万年以前”的推测。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石器最早的也不过距今大约250万年。吴汝康看到之后，专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是出于对中国古人类学科学声誉的关心和负责。

　　李路阳先生在撰写吴汝康先生的传记时，在后记中记录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吴汝康之女吴建新曾经回到故乡的小村庄，问一位村民∶“你知道吴汝康吗？”

　　对方特别兴奋、特别自豪地滔滔不绝起来∶“当然知道了，他是我们村出去的，那可是大科学家，国际知名的古人类学家啊！毛主席接见过他，他还跟周总理握过手呢！咱们国家出土的化石差不多都是他鉴定的。”

　　吴建新乐了，心想：“他怎么比我知道的还多，要不是看到我爸的传记，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爸跟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儿。”

　　吴汝康在家人面前，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荣耀。他总是低调地读书、做学问。家人对他的评价是“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老实人”。

　　正是这个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老实人，为中国人类学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著作《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成为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被美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翻译、翻印，滋养了全世界人类学研究者。他关于蓝田、周口店、和县的直立人、丁村、马坝、资阳与建平等处的智人化石的研究报告，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人类学者的必读参考文献。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他是唯一作为专条被列入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

　　何梁何利基金会在为他颁奖时，评价道：“吴汝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把中国的人类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那个曾经交不起大学学费的少年，那个勤勤恳恳操作手摇计算器的计算员，在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成功实现了科学梦想。

　　2020年，为了纪念吴汝康院士卓越的学术贡献，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将编号为317452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吴汝康星”。2020年8月31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何梁何利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门举办了“吴汝康星”命名仪式。

　　这场仪式，正是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举行。那里是中国古人类学界的“圣地”。多少烽烟，多少遗憾，多少谜团，多少执着，都凝聚在这方寸之地。

　　在这里，有着吴汝康在1936年便许下的豪言壮志——决心日后一定要为中国学者争一口气。

　　在这里，有着吴汝康以及无数中国人类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这里，将有无数中国科学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