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院士20世纪60年代工作照。杨钟健院士的画像与达尔文、欧文等著名学者的肖像一起悬挂在久负盛名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杨钟健院士是享此殊荣的唯一亚洲学者。“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27年6月1日，杨钟健于瑞典乌普沙拉。“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33年，杨钟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娄公楼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荣县娥眉龙肱骨化石。“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1965年，杨钟健（右）与学生刘东生（左）在北京斋堂地质考察。“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杨钟健（右）与学生孙艾玲（左）一起进行学术研究。“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策划推出“大国科学家”系列稿件，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集中展示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与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老科学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采集挖掘。 

　　在中国古动物馆，古爬行动物展厅可谓最具人气、最为热闹的展厅之一，展厅中一具颇有特色的恐龙化石标本格外引人注目：它的脑袋呈长方形，拥有细长的脖子和尾巴，前肢短小、纤细，后肢则修长、粗壮。在这具化石标本前，观众或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或给自己的孩子认真讲解，天真的孩童则发出阵阵惊叹……这样的场景，平静、美好，又散发出点点古今交融的奇妙感。但若是了解这具恐龙化石发掘背后的故事，便会在种种感受之余又萌发出一种对科学家理想与使命的传承感，会将一个名字铭记在心。

　　他就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

　　1897年，杨钟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龙潭堡村的一个教育世家：他的祖父曾经在村外的观音庙创办过蒙养学堂，这也是华州最早成立的学校；他的父亲杨松轩则是著名的咸林中学的创办者。

　　从小，杨钟健就跟随父亲在外求学，受到读书向上、教书育人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杨钟健自小受到了系统化的教育培训，1913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来又转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就读，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3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古生物学，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近代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杨钟健更是秉承其父亲“德厚教深”的高贵品德，对他人的悲喜、国家的命运充满关注与共情，一生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所学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杨钟健在青年时期就充满了爱国热忱，从那时起就为民主与科学奔走呼号。在北大求学时，他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同成立共进社，并创办《共进》杂志，宣扬先进思想。他还曾发起组织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编写《秦劫痛话》等文章揭露当时军阀暴政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钟健加入了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在校园发表演说、发放传单，宣传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

　　杨钟健的家国情怀贯穿其一生，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和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的精神，从他的诸多诗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在1923年赴德国留学以后，他写道：“国为哀不扬，舌亦失自由。到处遭白眼，泪向天涯流。”面对这样的遭遇，他写道：“国事嗟如此，忍作袖旁观？此生无所补，空为一青年。”1928年归国后，他满怀期待地写道：“数年来异域为客，今幸已重回归地。”看到满目疮痍的祖国，他写道：“天生我辈必有用，忍看神州半沉沦。指锥虽愧雕虫技，救亡亦存报效心。”抗日战争时期，在学校南迁昆明、科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杨钟健坚持科研、鼓励大家保持信心，写出“三年苦斗亦堪伤，多少士兵死战场，愧我书生无寸铁，龙玩骨石在后方”的诗句……

　　“埋地知有千万载，今朝掘君喜相逢” 

　　杨钟健作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恐龙研究之父，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古生物事业。

　　在北大求学时，杨钟健就与地质系学生共7人，共同组织建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团体。1927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发表后获得国内外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诞生的标志。1928年2月，杨钟健应翁文灏之邀返京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杨钟健在此开启了全新的科学研究生涯。

　　翁文灏邀请杨钟健回国工作与当时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国际形势都有密切的关系。1918年，仰韶文明的发现者、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在周口店周边发掘化石，于1923年、1926年发现了两颗牙齿，并于1926年瑞典王子访问中国时公布了在中国发现了距今50万年的古人类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此后，在北京协和医院担任人体解剖系主任的美国人步达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翁文灏与其签订了协议，规定所有发现的化石要归“中央地质调查所”所有并留在中国，所有成果要发表在中国的专业杂志上。翁文灏邀请杨钟健回国主持发掘工作，这或许也有保护中国科研成果和珍贵化石的考虑在内。在杨钟健主持发掘工作期间，他的助手和学术伙伴裴文中发现了第一枚“北京猿人”头盖骨，这极大地支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学界探究人类演化的历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参考意义。

　　1933年起，杨钟健开始转向古爬行动物化石研究，特别是恐龙化石的研究，他先后做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山西首次发现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在宁夏、新疆等地发掘出中生代后期恐龙化石，开创了中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一系列研究成果说明了地质历史时期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证实大陆漂移假说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诸多成果中，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属许氏禄丰龙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1937年，中华大地硝烟遍布，杨钟健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要他去日本“讲学”的要求，毅然南下辗转到昆明，主持云南禄丰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据他的儿子在《回忆父亲二三事》中记载：“一个凌晨，我在睡眠中突醒。只见父亲俯在我和弟弟身旁，面色大异平日，他站着沉默一会，说道：‘娃，我走了！’话毕，即转身出了房门。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日寇占领北京，父亲不愿为敌伪服务，毅然离开美满家庭，秘密南下。可以说，从那时起，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杨钟健带领研究室南迁至昆明郊外的瓦窑村，为躲避战火，他们在一座破败的关帝庙中顽强地展开工作，其科研环境的简陋在杨钟健的诗中也有体现：“起接屋顶漏雨水，坐当脚底空穴风。”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杨钟健鼓励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要向前看，这样个人命运、学术研究、国家前途就都会有希望。

　　在坚持不懈的研究下，杨钟健、卞美年在云南禄丰的科学考察中注意到当地人家的油灯是使用了脊椎骨化石的“龙骨油灯”，并在当地人收集制作油灯材料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古生物化石，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禄丰蜥龙动物群。其中的一些化石经辨认研究后认定是某种恐龙的化石。

　　随着研究的深入，1941年杨钟健、卞美年发表《中国古生物志 许氏禄丰龙》，禄丰成为世界上研究早期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标准化石地点和经典案例。许氏禄丰龙既是中国人独立寻找、挖掘并研究的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也是战火纷飞中所做出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和提升，是民族危亡之际民族文化和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的极佳体现。

　　为了纪念许氏禄丰龙这一历史性的成果，1958年我国发行了纪念禄丰龙发现20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首个登上邮票的恐龙，可以说许氏禄丰龙是真正的中国“第一龙”。

　　1944年，杨钟健确定了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因而后移了哺乳动物的最初出现时间。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爬行动物的各个门类和方面，填补了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杨钟健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1956年被选为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苏联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的国外会员；1975年被选为英国林奈学会会员；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的巨幅相片与达尔文等悬挂在一起，彰显着他在古生物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年近八旬心尚丹，欲和同辈努登攀” 

　　杨钟健对所钟爱的科研事业，一生都没有停歇，始终坚持奋斗在科研第一线。

　　50余年来，他坚持不懈亲赴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表论文专著600余篇。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他在山东考察，调查地层中硅藻页岩中的鱼类及植物化石；1935年，他与德日进、裴文中到广东、广西考察南方的洞穴堆积，发表了《广西和广东的新生代地层》，为中国南方新生代地质研究奠定基础；同年5月，他在山东采集了大量的植物、鱼类、哺乳类化石，命名了山旺统地层；1937年以来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1940年在重庆北碚研究期间，赴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考察；1944年赴欧美考察讲学，并在纽约确定了卞氏兽是很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

　　1951年，与学生刘东生等在山东莱阳发掘恐龙化石、调查白垩纪地层，为棘鼻青岛龙的发掘贡献了重要力量；1956年他访问苏联考察，并达成中苏古生物科学考察协议；1959年，他开始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在工作繁忙、社会文化环境动荡的情况下，仍旧坚持野外考察、完成新疆白垩纪的翼龙、华南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等相关发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