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天资聪颖、天真活泼的进步学生，是以巾帼之姿怀揣工业报国梦想的执拗青年，是学无止境、才堪大任的行业骨干，是桃李满园、受人敬仰的先生……她就是我国酶工业领域的先驱、中国科学院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张树政。

　　“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瑕。”这幅挽联是她一生最恰切熨帖的概括。

　　60余年的工作，她的工作硕果累累——

　　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比较了酒精工业的不同种曲霉淀粉酶系的组成，确定了黑曲霉的优越性；

　　60年代初，阐明了白地霉的木糖和阿拉伯糖的代谢途径，纯化了木糖醇脱氢酶并证明为诱导酶；发现白地霉中有甘露醇，阐明了其合成途径；发现并纯化了NADP－甘露醇脱氢酶；

　　70年代初，首次得到红曲霉糖化酶的结晶，进行了性质、化学组成、糖肽结构、化学修饰和光谱学构象研究，发现不同分子型有构象差异，后证明由糖基化引起；

　　80年代，选育出β－淀粉酶高产细菌，活力当时在国际上领先；研究20多种糖苷酶，首次发现了有严格底物专一性的β-D-岩藻糖苷酶；从嗜热菌纯化了8种酶；

　　90年代，古稀之年的她成为院士后，积极倡导和推动我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的发展。

　　爱国为民，求学航程中的灯塔 

　　张树政生于1922年，在国家动荡、男女尚未平等的年代，她为什么毅然选择了化学专业？又为什么坚定走上工业强国的人生道路？这还得从她的成长环境说起。

　　张树政出生在河北省鹿县双井村的一个书香世家，襁褓中的张树政是在祖母和外祖母的儿歌声中长大的，直到6岁时才见到从西安回家的父母和姊妹。她的祖父张俊英是清朝最末一榜进士，通诗词晓绘画，以“民主、博爱、自由”教育后辈；父亲张云鹤思想开明、博闻强记，曾任中学及大学校长。她曾在自传中写道：“我在这两个家庭中都是最受宠爱的。虽然没有和父母在一起，却得到更多的爱。”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童年的张树政便好学上进，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家中的长辈都认为她是“状元胚子”。

　　1931年，未满9岁的张树政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由于在家乡上过二年级，父亲希望她可以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插班上三年级。当时的校长认为从农村转来的学生只能降级插班，但张树政顺利通过学校的严格测试，直接插班上了三年级，一时成为学校的新闻。

　　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的几年里，曾给予她诸多照拂和教育的三叔父、祖母、祖父相继亡故，父亲重病、小妹初生，一家人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痛苦。

　　“我的兄弟姐妹那时从不争吵。”在母亲的教导下，她始终乐观积极，功课一直保持优秀，并且在家中自编期刊，演出话剧，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产生了我这样性格的人。”爱国和使命感是她终生坚守的底线，率性和独立是她在科研中敢于创新的根源。

　　1941年，张树政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化学系。“为什么要学化学？哪个工厂乐意用女工作人员呢？”入学不久，时任燕京大学女部主任龚兰贞就问张树政为什么要学化学。“你最好报考协和护校，这是唯一不受男人竞争的职业。”毕业后张树政留校担任助教，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刘思职再次规劝。

　　面对几位师长的规劝和忠告，她的回答很简单：“中国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我将来要到化工厂工作。”

　　在她收藏的成绩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所选的8门功课中有6门成绩评定为甲等，总评亦为甲等。“过去，我被人们誉为一个聪明的孩子，我轻易地将宝贵的童年在嬉笑中度过了。现在，我知道了自己的愚陋与无知，我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怠惰。将来，我不能知，也不敢猜测。在兴趣中探求自己，在幸福中寻求他人，这便是我唯一的职责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如灯塔般照亮了远航者的人生方向，敦促她不断进步，最终迎来解放和光明。

　　中流击水，步履铿锵迈向科技自强 

　　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时局动荡、生活不稳定，但张树政始终没有放弃她工业报国的理想。1948年，她被调到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定性分析课的助教。这期间她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包括“食物中含铁量的测定”和“大豆发芽时氮的分配”等，这为她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初，张树政经介绍到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后更名为化工研究所）工作。该所为生产丙酮丁醇，邀请了富有经验的工业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先生进行科研指导。在方先生指导下，张树政的科研能力大幅提升。1954年1月，张树政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之一）工作。“这是新工作的开始。”张树政在日记中写道。

　　经过一年的微生物学训练后，张树政和同事经过反复实验，得到高产糖化酶的黑曲霉，并获得酶活力提高30%的菌株。这项研究使出酒率明显提高，原来每斤酒消耗的粮食为2.5斤，此后只要2.2至2.3斤，甚至后来达到2.1斤。闻名世界的北京二锅头白酒，一直沿用着这条技术路线发展至今。此种方法在全国推广，当时每年为国家节约粮食22万吨。

　　为了分离和测定菌株的活性，她和同事们想到了当时的新技术——纸电泳，但菌种保藏委员会没有电泳仪，也无力向国外订购，于是他们自己动手，用汽车的蓄电瓶和发报机上的变压器自制了一台，这台电泳仪在他们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方心芳先生的老师方乘教授听说后十分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一时传为佳话。

　　多年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城撰文回忆：“我听了先生做电泳仪设备的故事，也向先生学习，竟然也能让一台经常出故障的细胞培养箱正常运转。”这种自强的精神如同树木的根须，顽强延伸开来。

　　工作初见成效之后，张树政决定向微生物酶学方面进一步深入。此时，她的化学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59年开始，我国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克服粮食困难迫在眉睫。她们将含大量戊糖和纤维素、人类不能食用的稻草等秸秆加工后作为原料，培养出酵母菌细胞，补充当时普通膳食中匮乏的蛋白质、油脂和维生素。张树政除指导分析化验工作外，还深入研究了这种酵母菌的代谢机制，在生物化学上作出了成绩。除了业务工作尽心尽力外，在个人利益上她从来不争不求，组织安排她干什么，她都全心全意去做，随遇而安，包括放下挚爱的科研工作，下乡锻炼。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界对耐高温淀粉酶的呼声越来越强。张树政在从事糖苷酶研究的同时，开关注嗜极酶的研究，并尝试从嗜极菌中分离耐高温淀粉酶和其他酶。1990年，在意大利召开的首次国际嗜热菌研究会议上，张树政把实验室的工作成绩发表在墙报上，并向国际同行们介绍了她领导的研究组在耐高温酶α－葡萄糖苷酶、产生麦芽三糖的淀粉酶、过氧化氢酶、蛋白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随着新技术的崛起和应用，1995年，张树政研究组发表了“耐热DNA聚合酶基因的克隆及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这是研究组开始采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事极端酶研究取得成果的开始。

　　1997年，张树政指导学生发表了“嗜极菌的极端酶”的综述文章，从极端酶的分离纯化、生化特性、极端酶的稳定因素，以及极端酶的应用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叙述，大大拓宽了人们对酶的特性的认识和生物催化剂的应用范围。

　　“学海无涯，科学发展永无止境。”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元基因组技术，为获得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基因提供了途径。张树政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影响下，利用元基因组技术，从高温热泉中获得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新酶，开发出耐高温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酶），被认为是这一技术在开发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方面的成功范例。

　　张树政晚年曾说，为了科研事业和自己的理想，她放弃了很多女性应该享有的幸福，对亲人，她也有着许多无法追回的遗憾，但她是为了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甘愿付出这么多，她觉得值得。

　　著书立言，以“酶”为介促进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张树政科研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善于从国际交流中发现研究前沿，从与各类型科学家的交流中吸取新知识，并成功应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

　　张树政有熟练的英、俄、日等语言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就尽量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1956年她奉派参加接待协助我国科研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防霉腐专家，还多次接待过苏联等国的参观访问者；1957年她参与接待日本农艺化学会访华团的活动，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20世纪70年代初，科技界的对外交往逐渐恢复。1977年，55岁的张树政参加了以“工作学习与家庭”为主题的中日女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她结识了日本女科学家阿武和濑野，她在谈话中表达的“欲与男人试比高”的胸襟给日本朋友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她们保持长期友好往来，在科研道路上互相启发、不断进步。

　　1983年，张树政受邀参加第七次国际酶工程会议，并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分组会主席。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的联络与组织，从1990年开始到2012年，中日两国的酶学专家联合举办了12次双边国际酶工程会议，张树政几乎每次都参加，并有文章发表。

　　1997年，国际酶工程第十四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树政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这一会议的召开，证明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和应用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古稀之年的张树政对此十分欣喜。

　　除了对外交流活动，张树政对编辑出版和翻译事业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78年后，随着我国微生物酶的应用取得重大成果，如何将这些成果推广，让更多的人关心和掌握酶制剂的知识和技术，成为张树政着力解决的课题。

　　她组织国内多位酶学专家编写的《酶制剂工业》一书在生产和教学科研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她编写的《等电聚焦》让更多的人掌握了这项蛋白质化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为了普及知识，她组织国内糖生物学专家编写了《糖生物学与糖生物工程》一书；耄耋之年的她与老伴马玉甲先生完成了《糖生物学导论》第一版的翻译。

　　在她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之隙，她先后担任过《微生物学报》主编、《生物化学杂志》的副主编、《生物工程学报》和美国国内杂志《应用生化和生物工程》《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等学术期刊的编委。

　　1991年，张树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彼时，糖生物学方兴未艾，张树政认识到糖研究将成为生命科学研究中新的前沿和热点，便开始积极倡导和推动我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的发展。在她的建议下，我国先后召开三次香山科学会议，与国际同行交流和展示糖链结构与功能调控的重要进展，进一步了解和明确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研究的战略方向。

　　“十二五”开始后，我国在科研投入、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明显加强，全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已经形成一支较为雄厚的研究队伍，相关产业逐步兴起和发展。2012年，16位糖生物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家编著了《糖生物工程》一书，作为张树政九十华诞的献礼，这是对张树政在我国糖生物工程发展中历史贡献的肯定。

　　宽严相济，承延师恩育栋梁 

　　张树政曾深情回顾启蒙老师汪琪的悉心教导：“汪老师许身孺子、安于其业、乐于其业、更新其业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不断进取。”大学毕业后，她曾在一批顶级科学家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如曾昭抡(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刘思职(中科院院士)、方心芳（中科院院士）等。良师的言传身教，不仅对她的科研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让她明白了为人师表的责任之巨。

　　生物学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实验科学，对数据弄虚作假、坐办公室不做实验等行为，张树政嗤之以鼻。她要求学生所有实验必须亲自动手，实验至少重复三次，直到实验数据重复、规律相符才算合格。“从师从先生，到留所与先生一起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无时不感受到先生坚定的‘工业救国’理想，无时不感受到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金城提到他撰写关于开展糖工程研究的建议报告时，被张树政发现有两处错误并受到严肃批评，“先生的批评令我汗颜！”

　　张树政的治学严谨可谓名声在外。她可以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两个星期的文献；她也可以为一个真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遍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耄耋之年主持翻译《糖生物学》时，用半年多的时间逐字校对，无论是自己做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出错。

　　在生活上，她总是真诚地关心同事和学生，为学生申请婚房、专程看望学生满月的孩子……令人欣慰的是，在糖工程领域，张树政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术骨干。如今，这批青年人已经成长为我国糖工程领域的中流砥柱。

　　喜欢“较真”的张树政曾给大连医科大学的朱正美教授很大震撼。1990年，在一次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的评审会上，在审查、讨论一项国家一等奖时，张树政以确凿证据，逐一指出申请书上多项内容的真实“出处”，甚至拿出复印材料作为铁证，提出反对意见。由于材料翔实，参审者一致通过了她的意见，驳回了那份看起来“很有分量”的申请。

　　2016年，她告别了试剂，告别了菌种，告别了实验室，告别了她奋斗一生的工业报国梦。她曾经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无限好的夕阳里，我并不惆怅人生黄昏的来临，远望长天，朝霞映照着愈来愈多的青年人正在成长，我国的微生物、生物化学，将在新世纪里收获更多高水平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