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进国际间跨学科学术交流，促进丝绸之路史与科技史研究，呼应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之路周”活动举办，2021年6月16日晚，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跨大陆交流与丝路文明联盟（ATES）、中国丝绸博物馆合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青促会小组、青年学术小组承办的“互为新视野的丝绸之路与科技史研究”青年学术论坛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所杨巧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亮研究员、牛津大学俞雨森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巍副研究员四位青年学者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发表报告，活动由科学史所陈巍副研究员主持。此次活动吸引了150余名听众参加。

　　陈巍首先介绍了举办此次论坛的缘起，并解释了“新视野、新方法、新维度”的含义。他指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丝绸之路科技史领域具有深厚学术积淀，近年来青年学者在此领域迅速成长，取得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他把丝绸之路史与科技史研究比喻为魔方的不同侧面，看似相隔一定距离，实则具有很多交叉的可能性，通过视野和方法的交叉，不同研究领域可以相互提供有益启发和新的研究维度，促进更多新成果的涌现。

　　杨巧的报告题为“蒙古时代的丝绸之路与科技交流”。在报告中她先介绍了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即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探讨蒙古统治与天文学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她指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在推动东西方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科技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蒙古帝国统治者的支持下，中亚与西亚天文学家在回回司天台供职，并带来了伊斯兰天文仪器与书籍。伊朗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地区建立了天文台，在那里汇集了顶尖的伊斯兰天文学家，这些天文学实践活动对后世的伊斯兰天文学设立了新的标准，甚至影响了欧洲的天文学革命。她还指出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研究丝绸之路科技史不能仅从技术的传播与接受的单一视角一概而论，这应放到蒙古帝国这一时代背景下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科技史研究概念及范畴的扩大以及方法的多元化为丝绸之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支撑。她述评了近年学界在蒙古帝国与科技史交叉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展望了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如对不同语种古代科技文本内容的研究、前现代科技史理论发展以及多学科合作研究等。

　　李亮所作报告题为“丝路经纬：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他敏锐地抓住本次活动与丝绸博物馆的联系，把纺织与天文学中的“经纬”概念加以联系，并以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的使用与传播为切入点，从文献来源、影响与地位、传播与调适三个层面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诠释和解读。李亮指出，元明之际的天文学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中外天文学文化交流活动的产物。从文献来源层面看，伊朗《伊尔汗历》中对中国历法进行过介绍，中国元末明初也有大量有关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法书籍，如《回回历法》在元明之际出现多种汉译本和编译版，《秘书监志》中使用的术语“积尺”可追溯到中古波斯语“Zij”，该词本意为绳索，最初指编织中线的排列，后引申为天文算表。从伊斯兰天文学的影响与地位看，根据文献记载，《回回历法》在推算日月食及五星凌犯较为精细完备，其纬度之法为中国所未备。通过现代计算机模拟计算，《回回历法》与《大统历法通轨》在推算日月食方面各有优劣，在推算月食食分方面，《回回历法》较《大统历通轨》更为精确，在推算五星凌犯方面较为先进。从传播与调适层面看，伊斯兰文天文学文本在汉地传播与转译过程中经历了相应调适，例如伊斯兰天文学文本在转换成汉译本的过程中会在使用颜色以区分加减和对算表格式等方面进行调整。

　　 俞雨森的报告题为“伊斯兰世界的印刷术”。他重点从技术与政治文化关系的视角对伊斯兰世界书籍流通与印刷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进一步延伸到中国雕版印刷术如何被伊斯兰世界接受的过程。他指出技术的传播及其接受或拒绝（延后）会受到当地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技术本身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有时候技术问题会转化成政治问题。伊斯兰世界古籍大部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印刷术在伊斯兰世界的大规模使用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18世纪，在官方赞助下才得到大规模推广，18世纪之前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也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主要用来制作护身符等。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文化密不可分，蒙古帝国时期伊朗引入雕版印刷术印刷纸钞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此外，印刷术的接受与传播还会受到文字形式与书籍类型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书籍采用雕版印刷术为印刷主要形式的原因。在古代，伊斯兰世界对造纸和印刷术很感兴趣，伊斯兰世界收藏有中国雕版印刷书籍，比如：印刷有《二十四孝图》的书籍与山西长子县小关村出土金代纪年壁画墓中的《二十四孝图》内容极其相似。他还特别强调，伊斯兰文化在面对外来印刷术，如中国雕版印刷术和西方印刷术等新技术或事物时，特别喜欢用“奇”这个词来进行描述，原因在于无法理解其内在构造，而认为它们是一种很奇特的事物。

　　陈巍的报告题为“珍珠之路：跨文化流动的物质与技术”。报告以珍珠为例，展示了丝绸之路史研究与科技史研究交叉的可能性。首先他把丝绸之路珍珠史界定为三个层面：生产层面、加工销售层面，以及消费和接受层面，指出当前研究主要在后两个层面进行探求，较少关注原材料生产和实践知识，而知识的重心在不同层面间存在迁移，每个层面珍珠知识与不同方面知识产生联系。他从科技史的视角，广泛调研文献，对东西方在珍珠打捞、初级产品加工、流通环节所涉及的实践及工艺知识进行比较，发现不同风格、不同文化与境的文献记载涉及相似原理和操作方法，反映了传播的可能性，但在细节程度和选用具体材料等方面存在差异。作为结论，他提出丝路各文明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留下的记载，提供了积木式探寻的可能性，丝绸之路可以成为寻求问题研究意义的一个途径。使用科技史方法，可以把通常的丝路史研究对象转换为挖掘纵深层面的入口，从而探究原本难以察觉的知识与实践的深层次联系。

　　主题报告结束后，报告人和与会听众就有关丝绸之路珍珠钻孔加工工艺文本内容、元明之际伊斯兰天文学理论知识与观测仪器、科技文本的传播与转换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张万辉 陈巍）

　　陈巍借魔方来比喻新维度的增加有望为学术带来新突破

　　杨巧提出马拉盖天文台是波斯与中国天文学知识交流汇集的见证

　　杨巧展示了抄本中描绘的13世纪马拉盖“图西双轮”（Tusi couple）

　　李亮展示了《伊尔汗历》的首页

　　俞雨森展示了伊斯兰世界的印刷书籍

　　陈巍提出珍珠的生产地、加工地和消费地各自存在不同层面的知识

　　会议讨论交流环节